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西蒙波娃》 作者:罗长江【完结】 目 录 第 一 章............... 孩提时光 第 二 章............... 窈窕淑女 第 三 章............... 结识萨特 第 四 章............... 爱情契约 第 五 章............... 别的女人 第 六 章............... 战乱岁月 第 七 章............... 分享艰难 第 八 章............... 巴黎名人 第 九 章......... 跨国之恋（上） 第 十 章............. 《第二性》 第 十一 章......... 跨国之恋（下） 第 十二 章............. 中年的浪漫 第 十三 章.............. 苏联.中国 第 十四 章.............. 花落.花开 第 十五 章............... 无法容忍 第 十六 章... 旧情·酷刑·巴西之旅 第 十七 章............. 斗士与偶像 第 十八 章............. 抗议与写作 第 十九 章............... 政治旅行 第 二十 章...... 五月风暴.女权运动 第二十一章............. 别了，萨特 第二十二章............... 含笑退场 第一章　　孩提时光 引言 　　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 　　一个骇世惊俗的女子。 　　一个充满传奇与浪漫的女子。 　　这位存在主义的大学者、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驱、杰出的文学家、20世纪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最具影响的女性，其思想与文学成就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赞誉；而作为一位反抗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作为哲学和文学大师萨特的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终身伴侣，她与萨特共同发明与缔结的契约式爱情，既为世界文坛所绝无仅有，又为人们所议论纷纷。 　　她的名字叫西蒙·波娃。 　　很长时间里，西蒙·波娃一直是公众关注或议论的对象。 　　--40年代中期一举成名后，有人称她为“女萨特”或“萨特的圣母玛丽亚”；却也不乏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与存在主义者放荡作乐的下流女人，从而把她作为满足他们好奇心的谈资。 　　--《第二性》问世后，不少人击掌叫好；更多的却是谩骂声铺天盖地而来，咒她是“性贪婪、性冷淡、淫妇、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恋者、流产百次的女人、偷偷当母亲的女人”。 　　--她因坚持不懈地为人权斗争而获耶路撒冷奖；却也因担任《国际白痴》报社长期间该报刊发的两篇文章，被指控犯了诽谤警察罪。 　　--热心的读者把她当成心中的偶像，热切地希望她的形象永远年轻；而恐怖主义分子却打来匿名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至于她不想结婚，不想要小孩，不想受家庭制约，与萨特心心相印的同时又允诺各自可以发生邂逅艳遇之类的风流韵事（事实上，萨特确和若干个女子有过那种亲密的关系；西蒙·波娃亦有过热烈缠绵的跨国之恋，有过与小她17岁的英俊青年如胶似漆的罗曼史；而且两人曾试图建立“三重奏”的格局……）。所有这些“超前性”的新潮行为，自然更成为人们议论不休的话题了。 　　与萨特相比，她自以为“对真实的重视远胜于对自己形象的关心”。对她来说，精神追求和肉体愉悦同样不可或缺。她喜欢读书写作，喜欢探险旅行，喜欢被人阅读、被人尊重、被人热爱。 　　萨特曾深情地赞美她：“她是漂亮的。我始终认为她是漂亮的……她曾经有、并且至今仍赋有那深深地吸引着我的面容。惊人的是，西蒙·波娃竟兼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简言之，我在她身上发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 　　西蒙·波娃则称：“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次在夜间怏怏不乐去睡觉。” 　　作为萨特在事业上、文学上的伴侣，她对萨特的感情无疑是忠诚不渝、紧紧相随的，并且充满了骄傲与自豪；但作为萨特的生活伴侣，西蒙·波娃有时不免会陷入嫉妒、空寂、哀怨的少妇闺愁之中。 　　眼见各种女性走马灯似的在萨特的生活中一晃而过，她说她“好想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臂膀上散步，他暂时归我所有”；她与美国情人共浴爱河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和谐和满足，“肉欲压倒了我。我像面包一样给人以滋养，像泥土一样散发出气息”，却为了文学事业决不与萨特分离，终于痛失了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爱；尔后，她与朗兹曼成为情人，为自己“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肉体”而惊喜不已。她非常清楚小她17岁的朗兹曼属于另一代人，注定她只能在他的生活中昙花一现，但她一点也不愿意拒绝这种诱惑，她想尽情享受作为一个女人的人生…… 　　一位学者感慨道：人类社会历史的沉淀是如此厚重，即使是最优秀的女性，要进入彻底完全自由的境界，亦谈何容易！当你读到坦诚、率直的西蒙·波娃那多情善感的泪水，定会一掬深切的理解与同情。 　　凭着数十部文学和理论著作，西蒙·波娃为法兰西民族以及全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了正义、和平、民主与自由，半个多世纪里她与萨特携手参与了那么多世界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使得她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 　　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她与萨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 　　与她结为一体的这个人，既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的第一流的大作家，又是标志着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中一特定阶段的里程碑。一对终身伴侣在精神价值上如此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实在是世界文坛的独特现象！ 　　可以这么毫不夸张地说： 　　走近西蒙·波娃，便可能摸到20世纪人类的噗噗跳动的良心； 　　走近西蒙·波娃，便可重温20世纪法国、欧洲及全世界的历史图景和时代风云； 　　走近西蒙·波娃，便可感知到一位非凡女性的有血有肉有歌s有泣的斑斓人生，并听到她那活生生的声音…… 　　1. 随着那一声嘹亮的啼喊…… 　　1908年1月9日凌晨四点。巴黎拉斯佩尔街罗东德咖啡馆上的一座公寓里，响起了一声嘹亮的啼喊。西蒙·波娃降生了。 　　30岁的乔治·德·波伏瓦和21岁的弗朗索瓦·德·波伏娃，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的出世而高兴，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与别人家的婴儿啼哭并无二样的女儿，日后将是思想界和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并成为法兰西妇女的骄傲。波伏瓦家族介乎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乔治的祖父是一位积累了足够财产的税务官；乔治的父亲在巴黎当公务员，退休前亦已成为他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在中等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乔治，不喜欢运动，讨厌各种暴力行为，在斯塔尼斯拉斯学院连年获得奖学金，深得母亲和老师们宠爱。平心而论，蓝眼睛的乔治最喜爱的职业是演戏。他把所有的闲暇时光都奉献给了喜剧与笑剧，尤其热衷于化妆。他结识了一大批演员好友，阅读了大量的戏剧作品，对戏剧界的秘闻逸事、是是非非了如指掌。新婚前夜，他还在演戏。可见他对戏剧事业是何等的由衷热爱了。然而，他所处的家庭及身份，只能让他忍痛割爱，放弃演戏这一职业，而去攻读法律，毕业后当了一位老律师的秘书。他的姓氏、亲属和他在童年、青年时结交的伙伴都使他确信，他属于贵族。他欣赏上流社会的体面、欣赏翩翩风度、聪明才智和有钱人的从容与自信。他不留胡须，穿戴整齐。从事司法工作之余，他捡起了业余演员的行当，在上流社会的客厅和人来客往的旅馆义演，同时逐渐挥霍掉他所得的遗产。他很喜欢小西蒙，有空时便逗她笑，教她唱歌，譬如“这是一辆灰色的汽车”，“她有一只木腿”，以及“我吃惊地发现她在我的鼻子上捡钱币……”之类的歌曲。 　　西蒙·波娃在一天天长大，父亲对她的关心亦与日俱增。他十分尽心于她的书写与拼读，假日时，常常从维克托·雨果的作品中摘取一些颇为复杂的段落让她听写。西蒙·波娃不知道还有谁像她父亲那样博闻强记、才华横溢、妙语连珠，在社交聚会和家庭聚会时总是以他为中心。在母亲眼中，她理所当然是个傻小妞，却常常能获得父亲的由衷夸奖。虽然有时候他也抱怨小西蒙弄脏了他的书房或大嚷“这些孩子有多蠢”，她也只不过把它们当作耳边风，因为她知道父亲并不看重他所说的东西。倒是母亲的任何责备，甚至只是微微地皱一皱眉头，都会对她构成威胁，而手足无措。 　　母亲弗朗索瓦·德·波伏娃来自富裕淳朴的外省家庭。外祖父是个银行家，母亲是由修女抚养成人的，并上过女修道院学校。外祖父外祖母都沉默寡言，母亲在死气沉沉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潜心于学校和宗教业务。是父亲乔治的生机和魅力征服了母亲，与父亲结婚后，在所有事情上都接受了他的观念，并且，在使这些观念同她的宗教信仰保持一致上，从未流露出任何为难。西蒙·波娃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父亲对人的情感的自相矛盾、对遗传的幽默习惯和对种种幻想的不可思议感到吃惊，可我从未看到母亲对任何事情感到过惊讶。” 　　在西蒙·波娃2岁半的时候，波伏瓦夫妇生了第二个女儿普佩特。 　　他们立即为小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小名“小娃娃”。两姐妹在保姆路易丝和年轻母亲的照料下度过了幼年时代。弗朗索瓦以基督徒的虔诚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她为女儿选择私立学校，督促她们读书，她带着两个女儿上教堂，指给她们看墙上的蜡像、石膏像、耶稣肖像、上帝、圣母，并带她们做弥撒，和早晚两次做祈祷。令童年时期的西蒙·波娃感到费解的是，她父亲从不去做弥撒，可母亲对她说爸爸始终是正确的。于是，由父亲体现的她的智力生活和由母亲代表的她的精神生活，作为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经验领域，使得小小年纪的她，时时感到困惑。她后来写道：父亲的利己主义和异教徒的道德标准与母亲的那种刻板的道德因袭主义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不平衡使得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无止境的思考。这也是她日后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 　　2. 世界如同一本常翻常新的彩色影册…… 　　1913年5月，西蒙·波娃5岁的时候，父母决定让她入学，那个学校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德西尔学校。开学前夕，西蒙·波娃在门厅里雀跃不止：“明天上学了！”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大人的世界里的她，为从此将拥有自己的书包、自己的书本、自己的作业本和功课，拥有将由自己来安排的平常的日程和星期天……而兴奋不已。 　　学校的生活并未使她失望。她学会了阅读、书写和基本计算，而且是班上的风云人物。那一年的圣诞节，人们帮她穿上饰有金边的白色长袍，把她扮成圣婴，而其他的小女孩则跪在她面前。她的小脸兴奋得一直微微发烫，脚下仿佛缭绕着彩色的云霞，耳边仿佛缥缈着美妙的仙乐…… 　　小西蒙·波娃酷爱学习。除了喜欢福音书，她还非常喜欢地理插图。岛屿的孤离，海岬的险峭和连接着半岛与陆地的地峡若连若断，都令她神往不已。长大成人后的岁月里，她曾在飞机上鸟瞰置身蔚蓝色大海中的科西嘉岛与撒丁岛，曾在阳光普照下的科尔克希斯目睹据守在两个海洋之间的完美的地峡，心中涌动着地理构造的奇妙给人带来的狂喜之情。千奇百怪的地理形态，仿佛是刻在自然与历史的大理石上的趣事，令人兴致盎然，这个世界便如同一本充满了鲜活气息的彩色影册，令她常翻常新。 　　3. 警报突然响起来，战争爆发了 　　1914年8月的一天，西蒙·波娃和妹妹普佩特正在充满木屑的柴堆里玩得起劲，警报突然响起来。 　　战争爆发了。 　　征用马匹和车辆的命令钉在门上，祖父家的马已被征到乌泽切。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中央通讯》的大标题使得西蒙·波娃兴奋不已。便想入非非构想着模拟局势的游戏：由她来扮演普恩加来总统，堂妹演乔治五世，妹妹普佩特担任沙皇的角色。她们在西洋杉下召开会议，然后共同用军刀斩杀普军。 　　一个月后，在格里耶尔，西蒙·波娃帮着母亲编织绒线帽，还和姑母一起去火车站，向开赴前线的印度军队分发苹果。曾因心脏病被免除预备役的父亲乔治·德·波伏瓦应征服役。出于爱国热情，不久，她将妹妹的一个德国造的塑胶娃娃踏成了碎片，又把注有同样羞辱标志的银质刀叉架扔出窗外。与此同时，将盟军的国旗插在花瓶中，还扮演英勇的步兵和勇敢的小孩，用有色铅笔写道：“法国万岁！”大人们褒奖她，夸西蒙是个十足的爱国主义者。 　　学校的一部分已成为临时医院，走廊上弥散着药品与蜡味相混合的特有的气息。西蒙·波娃把人们给她的甜食都放在一个盒子内，一俟装满，就由母亲帮助包好，然后她便带到学校，交给护士小姐，以接济来自外地的小难民。在她的心目中，那些穿着带有红色污点的白帆布的护士小姐，一个个不啻为女圣人。 　　西蒙·波娃赢得了善行。人们对她说，由于她的乖巧和虔诚，上帝会拯救法国。一位传授西蒙·波娃功课的年轻牧师，苍白的脸色中蕴藉着无限温柔，向西蒙·波娃的母亲祝贺，说西蒙有一颗善良的心灵。 　　西蒙·波娃沉浸在充满圣洁的激动之中。她无限珍爱那颗“心灵”，她想象它是洁白洁白的，就像装在银器里的圣体一样闪闪发光…… 　　战争仍在继续。 　　父亲在十月份被调往前线，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在地铁的站台上为他送行。她望着母亲美丽的脸颊上，那双美丽的棕色眼睛湿润变红，两行泪水无声地滑落双颊，西蒙·波娃的心中溢满了感动。她当然知道战争和死亡的关系，但她不曾设想过这种集体的大冒险和她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也就不曾把父亲可能遇到的危险的想法具体化，因为她无法想象那种不幸。 　　她开始真正成了一个乖巧的孩子。随着对孩童时期企图保持的独立性的放弃，许多年里，她将不过是父母意志的乖顺的反应者。 　　因为心脏病复发，父亲乔治·德·波伏瓦被送到库洛米耶的医院，又被派到国防部，从而免遭了战壕的恐怖。然而，凭着一个普通士兵的薪水，他无法保证几口之家的生活之需。出于无奈，不得不把全家迁到雷纳街71号一套较小的不供热水的住宅里。多亏一位远亲的相助，他找到了一份给报纸推销广告版面的差使以补充收入。然而，挣的钱仍然是入不敷出，女儿们的衣服一直要穿到破了为止。 　　好在她受到的所有教育都使她感到德行和教养比钱财更重要。同时，她平静地接受简朴的生活条件。她把生活当作一种快乐的探险，一闭上眼睛，就仿佛有一道闪光，天使们用雪白的手把她带到天堂。一则令她充满信心的道德寓言这样描写道：一只生活在池塘底处的蛹烦躁不安，它的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水栖的夜空里，突然间，它发现自己从处于黑暗的那一边来到了光明的所在，它有了翅膀，能够飞翔，它在奇妙的花丛中，被阳光抚慰着。……于是，想象中一张薄薄的天蓝色地毯把她和亮光闪闪的乐园隔开，她睡在地毯上，眼睛闭着，双手合并，整个宇宙仿佛处在一片静寂之中。 　　4. 夏天，在祖父乡下度过 　　对西蒙·波娃来说，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在梅里涅克度过夏天。在那里，她母亲的心情比在巴黎时更宁静，她父亲也花费较多的时间来关照她，她则可以自由支配阅读和同妹妹游戏的时间。在那里，大人们的沉思不再插足于世界和她之间。 　　拉格里雷尔城堡的庞大和古典风格令她若有所思。在这座已有将近50年历史的城堡里，凡家具、杂什之类的东西，一经搬了进去就没有再搬出来过。没有任何一只手去抹拭时间的灰烬，这使人们能浓浓地吸到一股古苍、老朽的生命气息。后来西蒙·波娃这样回忆道：“在用石板建造的前堂墙上挂着的东西当中，有一套闪着光芒的铜号。我相信那铜号会使人如梦地设想起古代贵族们带着猎狗打猎的情景。在弹子房中，人们通常保存着使残杀的传统永久持续的狐狸、雕和体内塞着稻草的鸢的标本。那屋子里并无台球，倒是有一个巨大的壁炉，一间锁着的图书室，一张堆着法国猎人杂志的桌子。发黄的照片，几束孔雀的羽毛、卵石、砖头、晴雨计，静止不动的挂钟，以及不再发光的灯泡，都沉重地摆在独脚小圆桌上。……” 　　乡下最令西蒙·波娃感到快乐的，是天色微亮对草原苏醒的时分。小西蒙手拿一本书，走出还在熟睡的屋子，推开栅栏，穿过布满银霜的草地，便沿着林荫道信步走着。她一边看书，一边漫步，清凉的空气在她的皮肤上渐渐柔和起来，暖和起来。 　　薄雾渐渐散去。 　　深红色的山毛榉、蓝色的西洋杉、银白色的白杨树，都闪耀着犹如伊甸园的清晨展现的光芒。当蜜蜂嗡嗡作响时，绿色的百叶窗在阳光照耀下的紫藤花香中启开，人们才意识到新的一天来临了。 　　用过早点后，西蒙·波娃便坐在树下的铁桌前开始做作业。笔记本上飞舞着阳光的斑点，她便感觉到自己和世上万物都在永恒中占有一个位置。留着胡须，下巴却总是刮得很干净的祖父，这时开始下楼。他喜欢粗制的食物，吃饭时喜欢不断地争辩，发出笑声，叫骂声，或是唱一会儿歌。 　　饭后，她便和妹妹去附近的田野和栗子园探险，攀上长满灌木丛的山岩，荆棘划伤了小腿和手臂也毫不在乎。一路上，发现了池塘、瀑布，和如一条蓝色细线般的在远处闪亮的蒙纳迪里河；还品尝了长在篱笆里的桑椹、山茱萸和带酸味的花浆果。等到被割后再生的嫩草、金银花和开花的黑麦的气味冲昏了头，她们才躺在苔藓上或草地上读书。 　　在梅里涅克，西蒙·波娃拥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它面向庭院，从房间里可以看到堆柴的仓库、洗衣间以及马车房。为了窥视夜晚宁静的气息，有时她在半夜爬起来，将双手投入桂树丛溢出的清芬中，静静谛听那水管的水咕咕嘟嘟地流在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上，以及母牛用蹄子敲击牛栏门的声音。“在无限的夜空与无限的静寂中，大地似乎回应着我内心不时低语的‘我在这儿’的声音；在夜空的微光下，我心灵颤动着，热情澎湃，高空中的上帝遥望着我。微风的轻抚、陶醉人的花香和我血液中的欢乐，使我产生了永恒的感觉。” 　　5性意识的萌动，使她渴望一双男子的手…… 　　对于“生命的真相”的醒悟，西蒙·波娃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表姐马德莱娜被允许阅读各种书籍。一天，当她们玩完一场木球戏时，三人坐在弓形小门球场旁边的草地上，马德莱娜指着她家狗的两腿之间的两个球状物给西蒙·波娃和妹妹“小娃娃”看，告诉她们姐妹俩，男人也有同样的东西。并说再过一两年，西蒙·波娃的身体将会发生一些事情，每个月将会流血，在两腿之间必须放置一种像绷带的东西。“小娃娃”便急于知道那绷带该如何放置，再说，人们该如何小便呢？ 　　表姐马德莱娜骂了她们一声笨蛋后，便耸耸肩膀喂她的鸡去了。马德莱娜懂得的东西比她俩多得多。她把从一本短篇小说集中读到的故事讲给西蒙·波娃和“小娃娃”听：一位嫉妒丈夫的女侯爵，趁他睡觉时把他的阳物给割掉，他因此死去了。总之，马德莱娜表姐的谈话内容总是使她们姐妹俩激动。和蔼可亲的埃莱娜姑母，不像母亲弗朗索瓦那样有着浓厚的道德观念，因而西蒙·波娃和妹妹故意在她面前谈些“不适当”的话题。当埃莱娜姑母坐在钢琴前与她们一起合唱本世纪初叶的歌曲时，西蒙·波娃便故意选些最暧昧的歌子，如：“你的酥胸对着我的馋嘴，比林中的草莓、比我喝的奶都要好……”并且用手指把这首歌写在充满水汽的玻璃窗上，又高声地在姑母面前吟诵它。西蒙·波娃和妹妹早就觉察到，大人在虚伪的外表下掩盖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旦她们领悟之后，大人们的威望便在她们心目中倏地降低了。西蒙·波娃尚未多想怀孕和生育的事，她只是担心，一旦母亲发现她已经知道了这些，便会因此而找她谈话的，她该怎么办？ 　　然而，她忍不住偷看一大批“禁书”--布尔兹、都德、普雷沃、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随着性意识的萌动，她渴望一个男子的身体紧贴着她的身体，渴望一双男子的手抚摩她的身体……那年，她12岁。 　　如果说她对“生命真相”的醒悟较为缓慢，她对宗教信仰的丧失则是突然和持久的。本来，她已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做忏悔，领圣餐，做祷告，念基督经典，阅读以耶稣为主角的激昂小说，用爱慕的眼光凝眸他温柔、忧伤的俊俏面孔，跟随他白色长袍的光芒走过长满橄榄树的山丘，眼泪沾湿了神的赤裸着的双脚，沐浴在神向她展露的他给马德莱娜一样的微笑里，觉得神和构成她生命中最神秘的一部分互为凭依，她和神仿佛一道冉冉升天…… 　　然而，14岁那年，亦即1922年的一个温和的夜晚，在梅里涅克她的小房间里，她的信仰丧失了，她不再信仰上帝。好长时间里，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常去教堂的是女人，掌握神授真理的当然也应是女人，可是男人却在事实上明显地占了上风。即以她父亲为例，她父亲从不进教堂，是典型的异教徒和不可知论者，可母亲却一直对她说父亲是正确的，况且，她逐渐得知最伟大的作家和最优秀的思想家，居然都是无神论者，这些，令她从母亲那里获得的说教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她有一段时间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意识到上帝不再支配她的行为，一方面继续去做忏悔。当她终于有一天告诉神父，说自己已失去信仰时，神父大惑不解，问她犯下了什么罪孽。她辩解说，她没有犯过任何过错，可神父还是不信。西蒙·波娃坦然地走出了教堂。 第二章　　窈窕淑女 　　1. “我必须出人头地！” 　　满15岁那年，西蒙·波娃高中一年级毕业了。在度过青春期的日子里，她不再追悔童年而开始面向未来，前途的遥远使她充满了欢快。 　　“我必须出人头地！”她对自己说。 　　她很早就决定把她的生活奉献给智慧的工作。她崇拜作家。就在15岁那年，她往一位朋友的手册上描绘她的人生爱好与理想时，就毫不犹豫地写下：“成为著名的作家。” 　　如父亲一样，她对作家的评价高于对学者、哲学家和教授的评价，因为小说人人都读，又涉及人的想象力，况且小说能使它的作者出名。在她的阅读范围内得知，最知名的女性同胞几乎都是在文学上大放异彩的。 　　躺在小草地上，她观察着与自己视点等齐的小草的起伏，不由得感触丛生，这些无声地淹没在小丛林中的小草，不过是无知和相当于死亡的冷漠的无限重复。瞧那橡树吧，瞧那独自驾驭景色、没有同类、雄峙天空的橡树吧，那才是她心目中的楷模！如果说以前她希望成为一名女教师，那是因为她梦想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现在她充满激情地希望通过文学去实现这一誓愿，它将以不朽为她补偿失落的永恒。上帝不再存在，但她可以用文学去点燃许许多多的心灵。 　　那年夏天，她一直陶醉在辉煌的前景之中。她坐在一块一年前在拉格里雷尔的一个池塘边发现的花岗石上，池塘深处的云朵已经染成了粉红色，站了起来却无法离去的西蒙·波娃倚在榛木的围栅上，黄昏的微风轻抚着小草，吹打着她的脸颊，使她陶醉在无限的温柔和强悍之中。榛树低语着，她含笑解读着它们的窃窃絮语。流光溢彩的世界像一个温驯的动物，趴伏在她的脚下，微笑着面对着她--一个不久就将逝去但会带着全身荣耀获得再生的少女…… 　　颤栗的快感和巨大的喜悦，随即弥漫在黄昏中的原野，乃至整个世界。 　　2. 她太喜欢扎扎了 　　还是在西蒙·波娃将满10岁，刚刚升入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个名叫伊丽莎白·马比耶的小女孩成了她的邻座，并且从此成了她最最要好的朋友，直至马比耶过早地告别人世为止。 　　人们亲昵地称她为“扎扎”。 　　扎扎的父亲是位职位很高的铁路工程师，母亲属于一个狂热的天主教派别，是慈善事业的积极工作者，她有9个孩子，扎扎排行第三。 　　西蒙·波娃太喜欢扎扎了。 　　扎扎不仅和她一样热爱书本和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出色才能。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扎扎居然能制造小饼干、蜜饯之类的东西；能像编撰一本真正的杂志那样敏捷地编辑家族活动表；郊游时能爬到树上去，把脚悬在树枝上；上课时，能够运用有礼貌的、从容不迫的、几乎像和同辈人交谈一样的声调对老师说话。她们同在一起上过几堂钢琴课，不用多久扎扎却已进入较深的学习阶段，以至于有一次在有老师、校监和家长列席的节庆厅里，穿着蓝色塔夫绸的扎扎，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自作主张，演奏了一段她母亲认为太难而且平时她都会弹错节拍的曲子，一俟她毫无差错地演奏完，便向她母亲--马比耶太太掷去一个胜利的眼神，并向她母亲伸吐舌头…… 　　毋庸置疑，以扎扎的年纪来说，她的才能是异常突出的。而她的生动活泼，她的独特性格尤其令西蒙·波娃着迷。青春期并未使她变丑，在毫不做作的衣着发型下，流露出她少女娴雅的气质。希腊令她迷惑，古罗马人使她苦恼，她对皇室的不幸无动于衷，却甚是关心拿破仑的命运。她钦慕拉辛，高乃依则令她愤怒；她讨厌《贺拉斯》《波里厄特》，而对莫里哀的《愤世嫉俗》充满炽热的情感。 　　她也喜欢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 　　在西蒙·波娃的印象里，扎扎在12岁到15岁这段时期，一直喜欢把大多数人当成笑柄，矛头直指陈规陋习和约定俗成的东西。于是，她成了某些人心目中的害群之马和另外一些人的宠儿。她对学业任意放纵，成绩比西蒙·波娃要差，在一般情况下，排名总在西蒙·波娃之后。可她根本看不起第一名，西蒙·波娃亦无法幸免于她的讥讽。 　　扎扎的母亲马比耶太太，是一位正派资产阶级的完美典型，拥有着允许以她们的礼仪偶尔犯规的贵妇人的自信。扎扎的自发性和她的性情，反映出她母亲的宽容和对她的偏爱。扎扎告诉西蒙·波娃，她母亲被冠以许多称号，如：魅力的宝库，有见解、喜欢幻想的女性，等等。马比耶太太是在母亲的专横的压力下，同意这门婚事的。这位太太为嫁给一位像代数书一样枯燥，同时又不能理解她的丈夫而深感遗憾。很久以前，她便用可怕的残酷现实向扎扎提醒性爱的实质，于是，扎扎很小时候便明白马比耶太太从新婚之夜开始，一直痛恨婚姻的乐趣。西蒙·波娃这才明白扎扎对父亲怀有的那种切身的厌恶感。为了反抗父亲，反对学习数学，扎扎选择了文学。 　　作为环境的产物，扎扎之所以选择冷嘲热讽，自然有其必然性的原因。马比耶太太孩子太多，本人又要履行虚浮的沉重的社会义务，几乎无暇照顾任何一个孩子；加之小扎扎嫉妒父亲对大姐莉莉的偏爱，所以很小时她便多多少少有种被遗弃的感觉。她发现时常谈到上帝、慈悲、理想的亲友们，非常重视金钱和社会威望，这种虚伪无疑引起了她的反感和反抗。因此，她选择了冷嘲热讽来洁身自好，并毫无乐趣地拿自己当成个不幸的孩子来对抗西蒙·波娃的完善。扎扎知道西蒙·波娃十分钦佩她，也知道完全是为了她的缘故，西蒙·波娃才放弃了所有的骄傲。她这样描述西蒙·波娃：“有点谨慎，精神有点屈服于教条与惯例，不过很有真情，有时也显得盲从，对朋友非常宽容。” 　　西蒙·波娃觉得，对扎扎的倾慕并没有贬低自己的价值。爱慕不是嫉妒，爱慕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尤其是这种感情发生在智商、资质不同一般的两位相同性别的同学和朋友身上的时候。最有趣的是有一段日子，她忽然产生了度日如年的毫无期待、毫无生气的绝望般的感觉。整整十几天，她举步维艰地从一小时过度到另一小时，一天过度到另一天，双腿都是软绵绵的。一天下午，扎扎来了，她们开始交谈、叙说、评论，字句在西蒙·波娃的嘴唇之间飞扬着，胸膛里仿佛有一千个太阳在旋转。一阵狂喜之中，她意识到：她想念的是扎扎！后来西蒙·波娃写道：“我对自己心灵上以前的这个忽略感到好笑，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由于她的不在而受着煎熬？一刹那的感觉证明，必须有她的存在才能体验到我对她的需要。突然之间，条规、常规、套话都变得光彩夺目，我沉醉在任何人都无法规范的情绪之中。我让这种强烈如瀑布、赤诚如美丽花岗岩的快乐感觉在胸中澎湃激荡。几天后，我提早到学校去，惊愕地望着扎扎的凳子说：如果她永远不在这儿，如果她死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很显然，没有她，我是活不下去的。……我所有的幸福，甚至我的存在，都掌握在她的手中了。” 　　3. “我会遇到为我而存在着的男人吗？” 　　父亲乔治·德·波伏瓦十分珍视女人的优雅和美貌。西蒙·波娃进入青春期后，她父亲不仅向她直言他的失望，而且对妹妹“小娃娃”比以前更感兴趣，每当妹妹打扮成“夜美人”炫耀而行时，他便兴高采烈且充满了傲意。而对西蒙·波娃则多次提醒：“不要抓你的青春痘，不要扭鼻子。”这更加深了她的不安和怪癖。一天，她不无焦虑地问妹妹普佩特： 　　“我真的那么丑吗？我有可能变成人人喜爱的漂亮女人吗？” 　　她于是遨游在文学书籍的世界里，寻找和寄托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憧憬和希冀。刊发在某期《圣诞节》周刊中的一篇题为《尼农--罗斯》的小故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虔诚的尼农和安德烈互相爱慕，一天，她的表妹泰雷兹头发零乱、穿着睡袍、泪光盈盈地对她表露说自己为了安德烈而憔悴不堪。经过一阵内心的挣扎和祷告以后，尼农牺牲了自己，违心地拒绝了不愿娶泰雷兹为妻的安德烈的求婚，而和一个名叫贝尔纳的男子结了婚。这个故事很使西蒙·波娃不满。小说中的主人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以爱情为前提，从而决定自己爱慕的对象以及自己的情感。当真正的爱情在一颗心中点燃时，那是没有任何的慷慨、牺牲能够拒绝或取代的。她不打算放弃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美好之处。她拒绝进修道院，并开始为自身的利益梦想爱情与憧憬婚姻。一次，她看过一部名为《家庭》的影片后，内心被深深震动了。女主角在她的孩子和一个像马比耶先生一样面目可憎的丈夫之间感到烦恼，一条套在她手腕上的笨重链子象征着奴役性。后来，一个俊美热情的小伙子带她离家私奔了，她穿着帆布袍，裸着手臂，头发随风飘扬，手拉着爱人的手，雀跃着穿过茵绿的草地。当西蒙·波娃看到他们互相投掷干草时，竟似乎嗅到了芬香、喜悦和幸福的气息…… 　　一次，她、扎扎和其他同学一同去布洛涅树林划船时，看到小路上有一对情侣在散步：男孩子的手轻轻地放在女孩身上。她顿时被感动了，幻想着也有这么一只亲切地放在她肩上而几乎没有重量的手，与她一道共同迈向人生。那情形一定是温柔无比的，而她从此不再感到孤独。以后的日子里，她在书房读书时会暗暗自问： 　　“我会遇到为我而存在着的男人吗？” 　　对于未来的丈夫，她无法描绘出任何特点，只是对两者间的关系则意识得十分清楚：她必须强烈地爱慕他。被选中的男人必须像扎扎一样对她有极大影响，能凭他的智慧、文化涵养和权威来征服她。事实上，只有遇到比她更完美、和她同类型，而且同她很合得来的男人，她才会嫁给他。她觉得自己和《马塞勒·蒂安拉》的女主角埃莱十分接近，“埃莱，像你这样的女孩，是作为英雄的伴侣而降生的！”埃莱的父亲对埃莱这样说。这一预言则强烈地激励和鼓动着她，为此，她对未来的爱情和婚姻充满了信心。 　　4. 渴求知识的美丽少女，在月光下的大学校园里散步 　　巴黎第三大学即索本大学的梯形教室里，情绪高昂的西蒙·波娃正在参加该校的入学考试。 　　这是1924年的7月。 　　笔试成绩被老师证明十分令人满意之后，便是口试了。西蒙·波娃穿着自觉相当漂亮的蓝色帆布长袍，面对着特意为判断她的才能而聚到一处的重要人物，再次体会到小孩子般的虚荣心。口试结果，同样是获得优等分数。她被录取了。她的父母更是兴高采烈。 　　中学生活结束了。另外一种生活铺展在面前。她想起了一位女生追忆大学生活的句子：渴望求知的美丽少女，在月光下的校园里散步，她们的声音和喷泉的潺潺水声结合在一起……。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一幅画图啊！ 　　然而，由于她父亲乔治·德·波伏瓦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又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使他失去了在俄国铁路公司的股份，他为两个女儿的前途大伤脑筋。对他这种自命不凡的人来说，让女儿去受职业训练就标志着失败。他已年届50，收入又不稳定，他决定：如别无他路，西蒙·波娃就应去当一名文职人员，领政府的薪水，退休后可领取养老金。 　　要谋取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还是有可能的，但西蒙·波娃更喜欢哲学。因为她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妇女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又收养了一个年幼的侄女，其智力生活和女性的情感需要得到了统一。具有这种学历的女性屈指可数，西蒙·波娃希望自己能跻身这些佼佼者之列。学校的女老师们却对波伏瓦太太说，学哲学会腐蚀灵魂。她父亲作了一点让步：西蒙·波娃可以不学哲学而专攻文学。 　　于是，9月，就在她祖父和伯父去世前不久，她第一次与男孩子一起坐在课堂里。扎扎也考取了这所学校，两人又坐在一起听法国文学课了。文学教授罗贝尔·加里克，是一位刚刚三十出头的热情的天主教徒。西蒙·波娃发现他讲课很有吸引力。她出色地通过了文学考试，得到了加里克的祝贺。 　　18岁那年的夏天，她是在梅里涅克痛苦和孤独地度过的。她开始了她的小说写作，写她的第一部完整的作品--《关于一次失败的逃遁》。女主人公18岁，正和她的家里人一起在一所乡间宅第度假，她在那儿等候未婚夫的到来。等候中，“别的事情”闯进了她的生活，一位真正的音乐家使她认识了艺术、诚挚与不安。她忽然发现过去自己是在欺骗中生活，一种从未见过的、狂热的渴望如潮水般向她涌袭而来。音乐家走了。她从楼上的房间看见未婚夫到了。她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失去了勇气，便下楼去迎接未来的丈夫。…… 　　5. 一个声调，一个注目，便足以激起她眩晕般的激动 　　如今，表哥雅克成了西蒙·波娃的希望。 　　她对雅克一直怀有感人的情意。他长得英俊，富有魅力，那变幻无常而又真实的亲切，不知扰乱过多少人的芳心。这对于心中不设防的西蒙·波娃来说，一个声调，一个注目，便足以激起她眩晕般的激动了。 　　雅克从小就是一个桀骜不驯者。两岁那年便失去了父亲。在家中，他成功地取代了早死的父亲的地位，掌管了他家经营的彩色玻璃制造业。对西蒙·波娃来说，他既是远房的兄长，又是可以爱恋的合适的对象。她父母并不用白眼看待他们俩的融洽相处。她母亲每次提到雅克的名字时，总露出十分谨慎的微笑。雅克确实拥有舒适的环境，而且，西蒙·波娃觉得他对于世界、人类、绘画、文学，懂得确实比她多，她喜欢雅克。如果他能娶她的话，这对于一位没有嫁妆的姑娘来说，是多么意外的收获！ 　　她并不责备雅克那放荡不羁的缺点和似是而非的论调。她认为他比她更具艺术气质，更敏感，更有天赋，更具有禀性。但她也发现雅克不稳定，没有恒心，沉溺于卑微的友谊与烦恼中，缺乏理性的信仰。“他所赞同的智慧便是接受，他并不想去改变生活，他只想适应生活，而我寻求超越，这一点我们两人截然不同。”于是，变幻不定的雅克为她带来了欢乐和痛苦。当他向她展示出迷人的微笑，以一种感动的目光打量着她，用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抚慰着她的时候，她暗自确认雅克是喜欢她的。 　　比如，一般情况下，她都是在黄昏时分按响住在蒙巴纳斯大道的雅克家的门铃，雅克露出殷勤的微笑欢迎她的到来，亲切的话语久久温暖着她的心。 　　“我没有打扰你吧？” 　　“你永远不会打扰我。” 　　“你好吗？” 　　“当我看到你时，总觉得很好。” 　　再如，他开始写作一本叫做《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小说时，便对她说： 　　“我写作是为了你。” 　　这对于多情善感的西蒙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抚慰与鼓励。然而，她却同时害怕自己的柔情将吸引她变成他的妻子，她承认自己对雅克有爱情的强烈冲动，但又本能地拒绝未来莱吉隆夫人的生活，潜意识使她觉得“他不是为我而生的”。 　　雅克没有通过的考试太多，与时髦的朋友一起在时髦的酒店里耗费的时间太多。有几回，他对她说，他不想消除她对他的失望。对雅克来说，婚姻本身就是坟墓。一次，他开着自己的小车带她兜风时，他真诚地表示羞于再度和她接近。 　　6. 在一次次涉足不良场所中，品尝畅快或害怕 　　1926年，即西蒙·波娃18岁那年，她获得了文学证书，还通过了普通数学和拉丁语证书的考试，并投身于哲学，读了不少哲学书。 　　翌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普通哲学证书，名列前3名的是西蒙·波娃、西蒙·韦伊和梅隆·庞蒂（真名叫普拉德尔）。她由此与普拉德尔认识，两人在一起讨论信仰、灵魂、婚姻等许多问题。是年9月，她为取得经济独立，开始负责圣玛丽学院的哲学课教学。 　　1928年，获伦理学和心理学学分，成为哲学学士。这年夏天，雅克在去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前夕，带着浪漫的热情向西蒙·波娃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一次私通事件，使西蒙·波娃第一次觉得不正当性爱的念头是可以理解的。这天夜里，她与雅克是在蒙特帕纳斯度过的。他抱起她，把她放在酒吧的高凳上，为她要了一杯不掺水的马丁尼酒。凌晨2点，雅克把她安全地送回雷恩街71号时，迎接她的则是眼泪和痛斥。第二天，当西蒙·波娃去向表兄最后道别时，雅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又听说了她母亲的猜疑。他深情地注视着她，说：他对她是那么敬重，永远也不会对她无礼。这令她的心里充满了柔情和感动。 　　雅克离开巴黎服兵役去了，要18个月后才能回来。临走时对她说过： 　　“如果你想去散心，请和里凯联系。”她的确很想品尝雅克和那些年轻小说家们向她夸耀魅力的那种“冒险、无益”的生活，便和布雷松相约在“斯特克斯”酒吧见面；去“罗同德”喝开胃酒；抓住马德莱娜表姐来巴黎小住几日的机会，商量好去涉足一些不良场所，等等。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她并未就此终止。她对母亲撒谎说贝尔维尔中心将为7月14日准备一个娱乐节目，她让她的学生预演一个喜剧，因此一周里有几个晚上必须到那儿去。于是，她通常去位于蒙巴纳斯大道的乔基咖啡屋，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探听涂着鲜艳口红的女子和男子为过夜的价钱讨价还价，以及她们宴请男人的殷勤。 　　她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于是到处碰破杯子，高谈阔论地滔滔不绝，天真地试图把自己神秘化，自称是一个模特儿或妓女。 　　“你缺少那种味道。”一位跛脚男人说道。 　　“你是位想扮演流浪汉的小资产阶级。”一位正在写连载小说的鹰钩鼻男人下结论道。 　　她于是抗议。那跛脚男人便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男性生殖器，说： 　　“如果你想干妓女这一行，这是必须做的事。” 　　“你画得太糟了。”她故作镇静。 　　“就是那个东西。”说着，他便解开裤子纽扣，她不得不把头转向另一边： 　　“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们笑着，那位小说家说：“一位真正的妓女则会说，那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由于烈酒的助兴，她一边沉着地忍受着淫秽的笑语，一边想起了16岁时遭受性骚扰的情形。一次，一位姑母带她和她妹妹去看一部旅游影片。当时已经座无虚席，她们只好站在过道上。过了一会儿，她吃惊地发现一只手在她身上乱摸，她疑心有人想偷她的皮包，便把皮包紧紧挟在腋下。可那只手继续在她身上乱摸，她百思不解，又不敢吭声与动弹。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她去书店买书，一位金发、羞怯、穿着一件长而黑的工作服的店员，礼貌地向她询问她需要的东西，并示意要她跟他去书店后面。当她走近他时，他解开工作服，露出一个粉红色的东西；他脸上没有表情，尴尬万分的她狼狈地转身飞跑…… 　　她妹妹普佩特多次陪她晚上外出。为了装扮成不良少女的样子，普佩特把帽子歪戴着，先后进入酒吧，假装互不认识。于是斗嘴，抓头发，尖声臭骂一通。若这个场面使观众吃惊了一时片刻，她会兴奋不已。 　　她不再是16岁。乔基咖啡屋成了她常去的地方，跳舞时不再厌恶肌肤的接触，一只陌生的手能在颈背上产生热情和类似抚爱的温柔。她渐渐大胆起来，在路上随便和人搭讪，和陌生人到小酒馆去喝一杯。一天晚上，她搭乘一辆车去罗宾逊兜风，不允许车主轻轻碰她的膝盖。车主停下车来，试着拥抱她，被她挣脱跑掉了，车主在背后骂了一大串不堪入耳的话。 　　类似的冒险行为她尝试了多次。凭着她信守的原则：“生活在危险中，什么也不要拒绝。”她在一次次的罗曼蒂克中品尝着畅快或害怕的滋味。她为自己果敢地纵情放肆而冒犯礼仪和权威，并从中获得一种极为满足的感情而窃喜不已。她惊讶地在日记中写道：“爵士乐、放荡的女人、性感的舞蹈、脏话、烈酒、轻抚，我怎么对这些会毫不震惊，而是乐意地接受了这些东西？假如换一个其他场合，我是决不可能接受的，更谈不上和这些陌生的男人打情骂俏了。我怎么能够毫不惊奇地在这儿接受我在别处无法接受的东西？为什么这种热情对我的影响力是这般巨大？我要在这种具有激荡魅力的场所中追求什么呢？……当我不再用恐惧的眼光而是用羡慕的样子注视妓女和流氓，我再度对自己感到吃惊：我身上存在着一种莫名的对声音、搏斗、野蛮，尤其是下流社会的可怕欲望……” 　　显而易见，她厌倦了脱离肉体的精神，但是性的禁忌又使她渴望成为一个吸毒者或酗酒者；她期望得到性的放纵，却没有勇气去尝试。于是，便如纪德为了寻找精神食粮而把最恶劣的淫荡当作一种防御、一种教唆那样，她在内心深处贪婪地渴望比其他人更加炽烈地燃烧自己，甚至不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火焰。 第三章　　结识萨特 　　1. 只有萨特！完全符合她渴求的那位梦中伴侣…… 　　复活节假期结束了。 　　在高等师范学院开满了百合、金莲花、红山茶的校园中，西蒙·波娃很高兴再次置身于同学之中。 　　学校里有个由萨特、尼赞、埃尔博组成的小组，他们不和任何人来往，只上一些选修课，而且不和其他学生坐在一起，使她觉得神秘兮兮的。而且，他们的声誉不太好，据说他们没有同情心，素以粗暴闻名。尼赞已经结过婚，玳瑁镜框的厚镜片后面，目光十分吓人；萨特的风度不错，但据说他是他们三人中最可怕的一位，还有人指责他酗酒；惟一觉得可以接近的是埃尔博了，他也结了婚。 　　关于西蒙·波娃对于萨特的最初印象，后来在1976年拍摄的影片《萨特自述》中有着生动的反映--〔在萨特的公寓〕 　　西蒙·波娃：马休、尼赞和萨特三个人当时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很少到高尔夫球场去，因为他们看不起巴黎大学和那班学生，那些学生们也常常谈论他们如何如何可畏，说他们是没有心肝的家伙，没有灵魂的人。他们说萨特是三人中最坏的，是个酒色之徒，是个十足的坏蛋。……他根本不修边幅，露面时总是穿一件开领汗衫，多少还算洁净，并且总是穿着拖鞋，就像他在高等师范学校似的，们看到他时都露出惊恐的神色。谁也不敢和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位说话，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屈尊和别人交谈。我首先认识的是马休，那是在国立图书馆。后来通过马休，我认识了萨特。马休提到萨特时便崇敬不已。“他从未停止过思考”，马休常对我这样讲，“他从早到晚都在思考，他真正是一个众所瞩目的人！”这些话当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正是马休说服我走出学校，到大学生活区准备毕业口试的。我就这样进入到这三位朋友的小圈子里了。 　　康塔特：萨特是怎样显示出他与其他二人的区别呢？ 　　西蒙·波娃：我认为，他是那三人中衣着最寒酸、最邋遢的人；我还认为他是其中最让人讨厌的一个。 　　记得有一次，我曾在巴黎大学的门厅里看见他，他戴着一顶大得过分的有沿帽，毫不知羞地和一些学生打情骂俏，他那时常和一些女哲学家或其他女人调情卖骚…… 　　萨特：我们不要夸大事实…… 　　西蒙·波娃：不管怎么说，那天是和一位小姐……我记不清她的名字了，但我确实记得萨特当时真的着迷地向她转过身。我发现后，曾向他报以嘲笑，就像我们所有那些自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人常做的那样，这些人有梅隆·庞蒂、坎迪拉克等等。 　　这就是说，在我刚认识萨特时，情况完全不同。我一踏进大学生活区的圈子，就发现有个人对任何人都慷慨大方。我说的是真正的慷慨大方，此人花许多时间详细地解释哲学难题，以便别人理解它们，但他从不收取任何报酬。他也很有趣，很好玩儿，总是哼着奥芬巴赫和其他类型的曲调。换句话说，他和巴黎大学的学生所看到的那个人完全不同。 　　毋庸置疑，认识萨特是西蒙·波娃一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事情。仅仅大她两岁的萨特，思想犀利深刻，使得她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在智慧上低人一等。较她年长的加利克、诺迪埃曾经留给她较深的印象，但他们的优势较为遥远和模糊，她没有机会和他们进行比较。而现在每天都和萨特较量，常常发觉自己在讨论中够不上他那个层次而自觉窘迫。西蒙·波娃甚至发觉，他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最终将完成自己要做的事，他的健康体魄和愉快心情将使他通过每一个严峻考验，由自信而产生的这份坚定的信心，无疑会使他有朝一日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成功。 　　与其他人不同，萨特显然了解西蒙·波娃的价值和计划，提醒并强调她必须保留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她对自由的兴趣，对生命的爱好、好奇心以及想成为作家的决心。 　　“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当萨特把她通过了笔试（除埃尔博外，萨特和尼赞也一同通过了笔试）的消息告诉西蒙·波娃时，他对她如是说。 　　生活太美好了！整个下午她漫步在巴加泰勒公园，呼吸着刚刚割过的青草的气息，和正在开花的果树、茂盛的雏菊和黄水仙的气息，小溪的涟漪，斑驳的阳光戏弄着沙沙作响的树丛，心中充满着阳光和馥郁的花草香味，幸福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从此--她确信--从此不必独自一人面向未来了。她所喜欢的男人雅克，以及差强人意的埃尔博都不属于她所期待的那种男人，他们是孤立的、易变的、言行相当不连贯，具有一种不祥的魅力，要毫无保留地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只有萨特！只有萨特完全符合她15岁时便开始渴求的那位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出现和存在，她的理想实现欲会变得愈发强烈，和他在一起，他们能分享一切。她坚信，从此他决不会走出她的生活。 　　2. 雅克说：因风雨阻隔而无法跟随她了 　　于是，在未来的生活尚未定型之前，她着手澄清她和雅克的关系。 　　9月中旬，西蒙·波娃从梅里尼亚克一回来，便按响了莱吉隆家的门铃。雅克微笑着引她上楼。坐在红色沙发上，听他讲他的服役生活、非洲和苦恼。她感到幸福，但她的心却无动于衷。一天晚上，她邀请雅克、里凯、奥尔加，还有妹妹普佩特来庆贺她的乔迁之喜。雅克没来赴约，偶然中才得知雅克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时，在里奥库特的乡间房子度了三周，吕西安的妹妹很快爱上他了，被吕西安事先打过招呼的雅克也表示同意。这时她才明白了为何雅克一直躲着她，他既不敢保持沉默，也不敢向她提起这件事。尔后的一天晚上，她收到雅克的一封信，他说他为她开辟了道路，现在他却落在后面了，因受风雨阻挡而无法跟随她，他说：“风和倦怠使我的眼睛流水了--那是一种眼泪。”她被感动了，但她没有作复，因为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雅克结婚后，由于经营不善，把工厂给卖掉了。既没有钱，又没有工作，雅克一度靠他的妻子生活，而妻子的津贴是他岳父提供的。夫妻间的关系越来越坏，他终日游手好闲，纵情酒色，招摇撞骗，最后被赶出了家门。20年后西蒙·波娃在圣日耳曼大道与他邂逅时，他头发全白了，眼球布满血丝，饮酒过度几乎使他失明了，他的脸发黑，肌肉干枯，脑袋只见骨骼了。 　　“嗨，当初我为什么不娶你呢？” 　　他真诚地握着她的手，大声叫着。“多么可惜！但我母亲不停地向我重复表兄妹之间的婚姻结果是糟糕的！” 　　这样看来，他一定想到过要娶她。可他那么年轻就急于促成一桩荒谬的婚姻，显然是为了逃避责任的缘故。他堕落得这样惨，摔得这么惨，很大程度上是愚蠢的自暴自弃在他身上作祟的结果。 　　他掏出证件给西蒙·波娃看，他在塞纳河畔一个税务局负责抄写，每月赚250法郎，和养路工人属于同一等级。他的衣着像一个乞讨者，在下等旅店过夜，除了吃饭，所余都用来喝酒了。他在46岁时死于营养不良。 　　3. “……你为什么从来不吻我？” 　　西蒙·波娃一直十分看重与扎扎的友谊。 　　当她发现：不论她什么时候提供扎扎的消息，普拉德尔总是听得那么入神；而扎扎的信中也经常深情地谈到普拉德尔--她最热切的个人心愿就要实现了，这一对相互倾心、相互爱慕的恋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扎扎的生活将是幸福的！ 　　西蒙·波娃照旧经常与普拉德尔和扎扎一起外出。看着他们俩相处的那份融洽和亲密，她开始感到自己好比一个插足者了。扎扎仍旧不敢坦诚表达她的愿望，但这种愿望给了她反抗母亲的勇气。马比耶太太正忙于为她设置一个婚姻圈套，并不停地困扰扎扎。 　　“那么，这位男人哪点不好呢？”她嚷道。 　　“没有什么不好，妈妈，”扎扎回答说，“我不爱他，这就够了。” 　　“我的傻宝贝，爱不爱那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马比耶太太解释道。当然，她怀疑到扎扎之所以固执己见的真正原因了，不久，她反对扎扎和普拉德尔见面，由西蒙·波娃发起的一次游舰活动，因为马比耶太太阻挠扎扎参加而被迫取消了。 　　西蒙·波娃的前途已逐渐确定。扎扎也正在为她的幸福奋斗。她频繁地给“亲爱的西蒙”写信，在信中诉说她的欢乐和痛苦，希冀与忧伤，包括对普拉德尔的一往情深的思恋。她在祝贺西蒙·波娃考试成功的信中写道：“……我读普拉德尔星期天的来信，也好像你就在我的身边，这封信确定了我的幸福，它使幸福变得轻快、年轻，以至在过去的三天中，我快乐得像一个8岁的小孩。” 　　但是，没过多久，更为严重的困难出现了。“妈妈坚持原来的意见，在她重新作出决定之前，我不得再与普拉德尔见面。这是很难忍受的。……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哀袭上心头，我的心似乎因愤怒而萎缩。……想到他将因为我而痛苦就使我感到愈发痛苦。……只要想到他的存在，我就感动得流泪，当我想到他部分是为了我和由于我而存在时，我就感到心中有一种幸福的疼痛，我的心几乎在一个庞大幸福的重压下停止跳动。” 　　西蒙·波娃去信建议：既然马比耶担心扎扎和普拉德尔的暧昧关系，那么不得不由普拉德尔正式向她的女儿求婚。扎扎在回信中写道：“西蒙，你知道，我的幸福是属于普拉德尔的，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不仅没有使我失望，反而增加和确定了我对他的崇拜和爱情。你知道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你知道我感觉缺少什么，他现在用一种神奇深刻给了我什么。……现在，我再也没有勇气期待他了。我打算努力把事情安排得好些，通过耐心和让步，希望妈妈对我和我们宽容些，……他对我讲了两次宿命论。我明白他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想要告诉我什么，为了他的缘故，我想尽我的全力改善我们的状况。不论发生什么，我将热诚地忍受着……” 　　然而，由于普拉德尔的顾虑和马比耶太太的谨慎，使得扎扎的信心受到严峻的考验。她逐渐觉得显然不再希望能够依靠任何人了。出于对她的幸福的极度关心，西蒙与扎扎的关系疏远了，又迁怒于普拉德尔。扎扎的情绪一直波动很大。终于，她发高烧，病得很重，如果体温降不下来的话，医生说会有生命危险。 　　就在西蒙·波娃探望扎扎后的第三天，扎扎按响了普拉德尔家的门铃。普拉德尔太太把她让进屋子。扎扎脸色苍白，脸颊透红，她问： 　　“普拉德尔不在家吗？他为什么不在这儿？他已经上天堂了吗？” 　　普拉德尔太太害怕她精神错乱，于是告诉扎扎他一会儿就回来。 　　“你恨我吗？太太。”扎扎又问。 　　“不。”普拉德尔太太连连否认。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让我们结婚？” 　　普拉德尔太太设法尽力让她平静下来。当普拉德尔进来一会儿之后，发现她前额和手发烫，便要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在路上，她用责备的口气要求他： 　　“你不能吻我一下吗？你为什么从来不吻我？” 　　马比耶太太与普拉德尔作了一次长谈，她不想造成女儿的不幸，她不反对他们的婚姻。普拉德尔太太也不反对，她极不愿意造成任何人的不幸。万事皆备了。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了。高烧不退的扎扎弥留之际对她母亲说： 　　“不要为我哭泣，亲爱的妈妈，所有家庭都有被遗弃的人，我就是我们家庭的被遗弃者。” 第四章　　爱情契约 　　1. 萨特跳起来，眼中充满了格斗的目光 　　1929年9月，西蒙·波娃租下了外祖母的公寓，终于有了属于她自己的房间。从此生活中有了一种了无挂碍的轻松感和自由感。将新居装饰一新后，她热切地期待萨特在10月中旬回到巴黎来。 　　在利穆赞的时候，西蒙·波娃与萨特通常到远离市区的郊外幽会。每天早上，她欢快地穿过一片有绿茵草地的园林，跳过障碍物，奔向那露水淋淋的草地。他们总是接着在巴黎市内没有谈完的话题往下谈，而且觉得即使谈到“世界末日”也仍感到时间太短。她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和萨特正在一起写一本有关研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书。之所以胡诌这些，是想迎合他们的反共思想，以改变他们对萨特的偏见。然而，她的这一努力显然没有奏效，当她和萨特坐在草地上交谈时，她发现她父母在一旁监视。 　　她父母朝他们走来，头戴一顶发黄的草帽的父亲，表情严肃而复杂。这时，身穿有悖传统的红衬衫的萨特跳起来，眼里充满了格斗的目光。她父亲非常礼貌地要求他离开这个地方。萨特则称他早已下定决心，只要他自己愿意，便决不离开这个地区。后来，他俩的幽会更加隐蔽，她父亲也没再出来干预。 　　10月，萨特来到了巴黎。不久后他将去服兵役，这之前的度假时间，他们每天早上在卢森堡公园会面，直到深夜才分手道别。他们相互各抒己见而不回避争执，以纯理智之光充实自己的头脑，同时创造他们的幻想。一旦出现难堪的局面或不愉快的状况，他们就以哑剧和演戏的方式巧妙地摆脱这种困境，要么把剧情搞得七颠八倒，要么表演得滑稽不堪，要么对剧情作随心所欲的探究。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使他们获益非浅。 　　一般情况下，萨特总亲昵地称她“海狸”，偶尔也以“波娃”呼之，而无论怎样花样翻新或变着花样大加渲染，其目的无非是取悦于她。萨特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当他早上依然睡意矇眬或者环境使他心灰意懒的时候，他便像一只刺猬一样把身子缩作一团。西蒙·波娃便总是把他比作“海象”，而他便模仿起这种动物，向上翻着眼睛，一面叹气，一面作默默的祈祷，直到两个一齐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直保持彼此致乐逗笑的习惯。 　　他们俩阅读着大量的书籍。西蒙·波娃的英语比萨特好，她读了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全部作品和亨利·詹姆斯、丽贝卡·韦斯特、辛克莱·刘易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的大量作品。但她对文学创作不如萨特那么热忱。西蒙·波娃非常看重“生活”，而萨特则绝对地相信“美”。他精神饱满，脾气倔强，不管个人苦恼有多么严重，也仍然坚持写作。想到他的这些优势，西蒙·波娃从中得到了安慰。 　　2. “我们签订一个为期两年的契约吧。” 　　一天下午，他俩和尼赞夫妇一起去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一家电影院看普多夫金的《亚洲风暴》。顺便提及的是，萨特把电影看得跟书籍一样的重要。在电影院里，他发现了他所谓的“艺术的根本必要性”的东西，以及与之相依存的他们自身存在的偶然性--这是他喜爱的一个词。他常常在电影院里旁若无人地哭出声来，为了一首富有感染力的歌曲或者是某个动人的故事。 　　这天，在他俩看完电影，走回拉丁区的路上，萨特说：“我们签订一个为期两年的契约吧。”这两年中，她可以在巴黎生活，而且两人都愿以最亲密的方式一同享用这两年的光阴。之后，萨特建议她也应该去国外找个工作--他自己也正在寻找出国工作的机会，当时法国公开招聘赴日本讲学的讲师，他已于1931年10月正式提出了申请--他认为，他们俩可以两地分居二三年，然后在其他地方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可以使双方彼此互不陌生，谁也用不着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割断这条连接两人间的纽带。当然，决不能把这种断断续续的同居生活庸俗地视为一种义务或习惯，而应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向这方面堕落。 　　对他的意见，她完全表示赞同，虽然对萨特设想的这种分居有些疑虑不安。她相信萨特是言必果的人。凡他提出的建议都不是含糊其辞的空谈，而是付诸实施的前兆。在她眼中，对她无所不谈的萨特好比一部公开的读物，她没有必要为他作杞人之忧。 　　那么，在为期两年的“契约”期间，根据协议双方有权享受相应的“自由”。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这种崭新的关系。尔后，他们又达成了另一协议，即双方不仅不应互相欺骗，而且不应互相隐瞒。他用他喜欢的术语向她阐释道： 　　“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她与他的观点一致。她相信他们两人的关系能够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枯竭。这种永恒的关系并不能替代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所得到的那种转眼即逝的快乐。既然如此，又怎能有意地放弃那些异彩纷呈的感情呢？ 　　西蒙·波娃认为，与他人取得基本的相互理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难得的。对她来说，这种基本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具有无穷无尽的价值。萨特长她3岁，是她的同龄人，他们一起登上了探索世界的征程。她真诚地信任他。他所给予她的那种绝对可靠的安全感，她只从父母或上帝那里得到过。当她投入自由世界的怀抱，她发现了头顶上是一片完整的天空。“一个纯正的目标激励着我们，它推动着我们去吸取一切经验，并对这一目标进行验证。……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使自己的意志坚决地服从这一共同目标的要求，甚至在我们分离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认为：我们心心相印，约束我们的契约却给了我们自由，而正是这种自由使我们越来越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了。” 　　西蒙·波娃说，他们俩实际上是一对不可思议的夫妻。 　　3. 知道：适应一个人是否就会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这个人 　　1929年11月，萨特出发去服18个月的兵役。顺利地通过基础训练后，他被分配到部队的气象部门。1930年1月，他被调往位于巴黎西南150英里的图尔附近的一个兵营，他的工作是每隔两个小时晃动一下风速表，用电话将测得的风力通知另一个地方的气象站。 　　每逢星期天，西蒙·波娃总来气象站，并带来一抱书。8月，西蒙·波娃在圣拉德贡德的一家小旅馆中住了一个月，那儿离气象站只有十分钟路程。晴天，她在一条小河边读书，以此打发上午的时光。中午后爬上山坡，在离气象站几码远的地方与萨特见面。出于羞怯，不敢在青天白日上她的房间，便在野外做爱。 　　军事气象站的工作有着大量的空暇时间，萨特在发奋写作，其中《真理的传说》头一章，篇幅很长，在尼赞的帮助下，由对重要作品有很苛刻的鉴赏力的杂志《比菲》发表了。西蒙·波娃也开始写小说，可写到第三章就写不下去了，她觉得自己像是在完成学生作业。无所事事和以为自己会令萨特失望的想法，使得西蒙·波娃对自己恼怒不已。她想知道：适应一个人是否就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这个人？ 　　4. 理智无法屈服于她那强烈的生理欲望 　　发现自己的性欲也使西蒙·波娃困窘。 　　与萨特分开几周甚或几天，她就发现自己浑身充满对他的渴求--缺少他的肉体确实能引起痛苦。她的理智无法屈服于她那强烈的生理欲望。她不喜欢活受罪。糟糕的是，列车上或地铁中抚摸她的陌生的手，也会引起她身体内难以抑制的强烈感受。她后来写道： 　　“我缄口不提这些不体面的事，在我奉行我们绝对坦率的政策之后，我以为这种保留是一种试金石。如果说我不敢吐露这类事情，那是因为说不出口。我的肉体促使我作这种保密，因为它已成了我们之间的障碍，而不是纽带，我对此深感怨恨。” 　　她曾随帕尼耶单独在一起作过为期10天的乘车旅行。就在出发的前两天，埃尔博到了巴黎，告诉她要在巴黎单独待两个星期，而且没有夫人作陪。这就等于暗示她，他有时间陪她。她解释说不能使帕尼耶失望。埃尔博坚持要她放弃随帕尼耶旅行的计划。两人看电影时，她一直抽泣着，反复地讲：“可我答应了……”事情的实质是，埃尔博属于过去，而她却要献身未来，尽管现实会限制她和帕尼耶的亲密程度，但他们仍然期望着无终止地丰富和发展这种友情。挥泪作别埃尔博后，她和帕尼耶如期上路了。一路上风光十分迷人。令人遗憾和奇怪的是，如胶似漆的10天以后，她发现在她和帕尼耶之间突然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可见即使是最幸福的时候也有其严峻的时刻和偶尔的阴影，悔恨便可能在其中生根发芽。 　　5. 总是带着羡慕的神情谈起卡米耶 　　一个对自己缺乏自信心的人，可以激起另一个人的某种情感。 　　糟糕的是，萨特开始把一个名叫卡米耶的女子奉为独立自主的楷模。西蒙·波娃急于想去见见这个迷人的家伙。一天晚上，她去观看卡米耶的演出，两人相见后，西蒙·波娃不得不承认，卡米耶的确具有一种难得的诱人的魅力。她长得非常美丽，淡黄色的头发浓密秀长，眼睛碧蓝，皮肤娇嫩，身段诱人，手腕和脚踝完美。她极力使自己又美丽又聪明，她发誓要争取获得非凡的命运。作为开端，她转向性私通领域。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毫不反抗地任凭她家的一个朋友奸污她。18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常去外面幽会。 　　她和萨特是在佩里戈尔参加他们朋友的一次葬礼时认识的，当时她22岁，萨特19岁。萨特身着一套淡色的西装，头戴一顶继父的帽子，帽檐几乎压近睫毛，无聊使他脸部毫无表情，脸色非常难看。卡米耶为此很是吃惊，“这是米拉波。”她喃喃自语道。 　　他们在一起待了四整天。萨特使她相信，他可以帮助她摆脱偏狭的平庸，鼓励她博览群书，动手写作，他会帮助她脱颖而出。他们互相写信。与此同时，萨特在一点点地攒钱，以便能去卡米耶所在的图卢兹旅行。攒够这笔路费，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在后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每次他去那里待的时间很短。半夜时分，他站在药店前的人行道上守候灯亮，灯亮则意味着卡米耶已向母亲道过晚安。这时，卡米耶走下楼来，打开前门让萨特进去过夜，一直待到黎明时才离开。出于省钱的原因，他甚至连旅馆都不去，趴到公园的长凳上或去电影院里打个盹，等到晚上又如法炮制，与卡米耶共度一个个销魂的夜晚。 　　在他们认识的第二年，卡米耶来到巴黎。为了让她尽情享乐，萨特四处借债。他为她预订破烂旅馆，带她去一些小饭馆和舞厅，很使她失望。萨特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文具店给她找了一个卖明信片的工作，可她丝毫不感兴趣。由于某些说不清的原因，他们断绝了关系。尔后，她设法接近了迪兰。一心要作乔治·桑的她，雄心勃勃地写剧本，写小说。在剧院干了好几件引人瞠目结舌的反常事：醉醺醺地走上舞台，将男主人公的假发一把拉掉后哈哈大笑；另一次，她爬着跳舞，并一边把裙子提过腰际；迪兰写信责备她，她则把信贴在剧院专用于写通知的黑板上；一次她与齐娜竟往家中带回两个男妓，第二天早上，男妓抢走了她们的钱和内衣，她们却不敢声张。 　　卡米耶与萨特又有了接触，萨特很开心地听她绘声绘色地讲述戏剧界的丑闻，却无意再次把他们间的关系恢复到以前的亲密程度，卡米耶对此非常恼火和失望。所以，当卡米耶出现在西蒙·波娃面前时，她用萨特的眼光接受了卡米耶。每当萨特谈起卡米耶时，总是带着那种近似羡慕的热情。当他尽力促使西蒙·波娃摆脱懒散时，他总是以卡米耶为例，说她如何彻夜不眠地写作。于是，西蒙·波娃发现卡米耶同萨特一样，把全部的赌注下在她未来的作品上。西蒙·波娃于是感叹道，也许除了她与萨特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亲密，萨特对卡米耶要比对她更加尊重。也许事实上卡米耶是一个更加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不是嫉妒给她造成的痛苦，她则不会为卡米耶这么激动。 　　6. ，如果两人能够结婚…… 　　1931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萨特接到一封信，信中说，去日本的讲师位置已给了别人。 　　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好在大学请他在学年的最后一学期为勒阿佛尔学校的哲学教授代课，当时这位哲学教授正患精神分裂症。他被允许再待一年，这真是天赐良机。既然目前只能待在法国，自然希望至少在巴黎附近的什么地方教书。这样一来，西蒙·波娃就用不着担心使她非常害怕的分手了。 　　西蒙·波娃在马赛找到一份工作。但她感到这几乎是十分糟糕的“流放”。10月2日，她发现自己已远离巴黎五百多英里了。 　　面对她这惊恐的状态，萨特建议修改两人当初商定的契约。他说，如果两人能结婚，就有在一起工作的便利。再者，从长远观点看，这种结合也不会严重地影响各自的生活方式。 　　这种情形使她感到出乎意料。 　　因为迄今为止，他们俩甚至根本没有考虑服从于一般习惯和社会风俗的可能性，结婚的念头压根儿就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闪现过。按照他们俩的一贯思维和主张，不结婚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萨特劝导说，在这种环境中，为了一个原则而折磨自己简直是愚蠢的。 　　然而，结婚就意味着成倍增加了一个人的家庭责任，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一个人的日常琐碎工作。他俩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任何调整，都将严重影响他俩之间的现存关系。她也明白，因为不能出国，萨特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为了在外省教书，他付出了他的自由，付出了他的青春年华。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意味着一种更大的放弃，而不是获得。只有一种考虑才能使他俩向所谓的合法屈服：想要孩子。然而他们两人都没有这一欲望。西蒙·波娃认为，她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使得她采取了一种不为任何冲动所动摇和她自己也不想抛弃的态度。她从不排斥人家做母亲，只是认为这绝不是她生活的本分，没有孩子，她才能干自己的正事。她觉得有他们自己和他俩的关系这就足够了。 　　不过，他俩还是修正了起初的协议，因为两人不再考虑依靠一个临时性的相互“担保”，他俩的关系比开始时更紧密，更难舍。这种关系允许双方短暂分离，但不允许长时间天各一方。两人没有海盟山誓，但的确同意在时日尚多的而立之年来临之前推迟任何分离的可能。后来，西蒙·波娃在她的小说《女客人》中通过男女主人公之嘴写道： 　　“‘就我们俩来说，谈不上什么忠诚不忠诚’，皮埃尔把弗朗索瓦兹拉到他身边，说，‘你和我完全是一个人。你知道，事实上我们无论谁少了对方都难以解释’。” 第五章　　别的女人 　　1. 她认定事故、重病、强奸这类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旅行，一直是西蒙·波娃所渴望的美事。在费尔南多建议下，1931年夏天，她和萨特去西班牙作了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这以前，他俩谁也没有出过国。9月底回到巴黎后，萨特便去勒阿弗尔，西蒙·波娃便去马赛，一边上班、读书和写作，一边注意着邮箱和日历。 　　西蒙·波娃这时23岁了，但看上去跟一个女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以至别的教师把她当成了中学生。 　　她对马赛一见钟情。马赛，除了在这里每星期上完14小时的课以外，什么都由自己支配，怎样利用余暇时间也由自己来决定！这多令人兴奋啊！她爬过每一块岩石；穿过每一条小巷；踏看老港，呼吸着混合着焦油和海腥的气息；在树木夹道的大街边和公园小憩时，喜欢看铿锵而过的有轨电车，喜欢看电车上面像葡萄一样挂着的顾客…… 　　马赛周围的农村充满自然情调，也易于抵达。每到休息时，她常套上一件旧罩衫，穿上一双轻便鞋，往网兜里塞进几个香蕉和几只面包就出发了。这样，她按部就班地渐渐走遍了全地区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沟壑和每一处溪谷。有时迷了路，就不得不兜着圈子，穿过香气馥郁的灌木丛，扶着从未见过的各种花草树木--树脂状的山蔷薇、红松、圣栎、红水仙、白水仙--到处找路。而在寻找中发现，眼前的景物比回忆和期望中的要美！ 　　她的同事们曾不止一次地警告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去旅行不合常规，要被人强奸的。她不以为然，觉得这不过是老处女们的多疑罢了。她认定在任何情况下，事故、重病、强奸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不过，她确实与几个卡车司机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一次，一个旅行推销员因为她拒绝同他到田边沟渠里去睡觉，而将她打翻在道路中间，但她依然搭车如故。又一次，她头顶烈日，沿着灰尘滚滚的大道去塔拉斯孔，一辆从旁驶过的小汽车停下来，车内两个年轻男子邀她上车之后，把车开往本地区惟一的荒凉地区，她打开车门，威胁说要在车子开动中跳下去，骇得他们让她下了车。这一类小事不仅没给她以教训，反而认定：只要稍具一点警惕性，就能逃脱一切麻烦。 　　倒是另外几次具有恐惧色彩的经历，想来有些后怕。譬如有一次，一条狗紧紧尾随她从奥巴涅一直到加达邦山顶。她把几个面包分给它吃，但它渴得发疯--而一个畜生发疯起来该多么令人害怕！终于，在抵达一个村庄时，它咆哮着扑向最近的一口水塘。又一个下午，她奋力地翻过一个陡峭的峡谷，道路尽头是一道刀削般的巨壁。只得在坑坑洼洼中重找出路，最后，在一条深涧前停下来了，她不敢跳过去。周围万籁俱寂，只有蛇在干裂的石头间嘶嘶蠕动……终于，一横心，跳了过去，却皮毛无损地下了山。 　　一般地说，女子高中的职员们有点看不惯这个令人猜忌的西蒙·波娃，她只和两三个同事保持着友谊，而其中一个成了她的挚友，唤作图梅兰太太。图梅兰太太35岁，她丈夫因患肺结核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家疗养院休养。她们都很孤独，便一起看戏、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并且她租用了图梅兰太太改成的一间单间公寓。在一次周末旅行时，图梅兰太太极随便地暴露她那高大、丰满的肉体；在她的起居室喝茶时，甚至告诉西蒙·波娃，她如何厌恶做爱，如何讨厌丈夫在她进入高潮前就偃旗息鼓，只在她肚子上留下一团粘乎乎的东西。直至有一次这位中年妇女抱住西蒙·波娃，热烈地吻她，还要她卸去伪装时，西蒙·波娃惊恐不已地大叫“不”！而逃走了。她不愿成为图梅兰太太的同性恋伙伴。 　　2. 萨特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 　　萨特远在勒阿弗尔。 　　尽管学生们认为这位年轻的哲学教师有教养、质朴，还惊人的有趣，但学生们与他之间拥有一种非家长式的、亲密的、与其他任何人所不曾有过的无拘无束的关系。--有人曾这样举例说明过：在萨特走进教室前，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下猥亵的字谜，而字谜中的音节“con”（阴户、鸡奸）全都用线条圈着，画在一个说着话的男人的上面，这男人说的是“我叫萨特”；萨特走进教室，着着黑板，说了声“天哪”，就试着猜解字谜…… 　　然而，教书对萨特来说是可厌的。他讨厌必要的纪律、等级制度和种种章程。他几乎是拼命地埋头写作和疯狂地读书，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的深奥莫测、充满艰辛的“懂事的年龄”开始了，他暗暗告诫自己： 　　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到了！ 　　几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他的《真理的传说》一书后，他开始写他戏称为《论偶然性》的作品。圣诞节休假中，他把《论偶然性》拿给“海狸”看。她建议他赋予洛根丁一些小说的浓度，并添上类似他俩都很欣赏的侦探小说的悬念。他同意了。回到勒阿弗尔后，他重写了这个故事。 　　休假是最好的时节。一放假，萨特和西蒙·波娃便在巴黎相聚。在得到下一学年西蒙·波娃要去鲁昂当教师的好消息后，夏天，他们重游西班牙，顺便作了一次令他们陶醉的摩洛哥之行。回国途中，他们在图卢兹停留，卡米耶带他们四处游玩。卡米耶的剧本《幽灵》没有获得成功，但她正在写一部小说。她总是那么自信而精力充沛。 　　从鲁昂坐一小时火车就到勒阿弗尔，坐一个半小时就可到巴黎。两人办了鲁昂-勒阿弗尔的长期车票，设法每星期至少有一天在一起度过。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的大学时的老朋友雷蒙·阿隆，正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他们在巴黎相聚时，阿隆指着杯中的杏汁鸡尾酒说： 　　“你们看，假如你们是个现象学家，你们就能谈论这种鸡尾酒，并从中得出一种哲理。” 　　萨特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长时间以来，他就在探索一种方法--能够根据他所看到和接触到的物体来描述它们，并从这个描述过程中得出哲理。他急于了解胡塞尔的理论。他决定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研究。阿隆在信中建议，让萨特接替他成为1933-1934学年柏林法兰西学院的研究生。 　　3. 这回他第一次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1933-1934年度柏林法兰西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院方通知已予接受，这就意味着萨特可以整整一年不教书，而去柏林从事哲学研究。 　　在法兰西学院，萨特生活得自由自在，同学之间充满友谊和真诚，这是他自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来还从未经历过的。不久，他还轻松地涉足了一件风流韵事。姑娘叫“玛丽”，是当地一位学者的妻子，笑起来很甜，还好幻想，有迷人的丰采。 　　1934年时，现象学是一场尝试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类与其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运动。现象学希望不是用解释或分析事物，而是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本原，并从这一限定的思想观点出发，对我们的存在感觉得出新的、更直觉的了解。现象学意味着还原，意味着悬置所有的判断，意味着试图用一种原始直觉去了解事物和观念。正如胡塞尔所云，它意味着认识到我们能够直觉地反映三四种事物，即便我们能够“想起”上千种。现象学想问问苏格拉底：“我们究竟确切地知道什么？”想问问康德：“知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 　　现象学全盘摒弃惟理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但现象学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摒弃，因为它是一种隐秘的唯心论。现象学尚未确立，它正在发展。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先驱。萨特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现了由内在探索存在的有力手段，发现了一种可作为作家工具的、描述这种内在地探究现象和情绪的方法。萨特感到，胡塞尔在把主观性分离出纯粹意识方面尚有不足，而笛卡尔那使精神变得比物质更确凿的“我思”--“我思故我在”应读作“我疑故我在”。 　　圣诞节期间，萨特回到巴黎过了10天，西蒙·波娃因而得知了“玛丽”的存在。2月中旬，西蒙·波娃极想去一趟柏林，但萨特这回想完善自由，第一次想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显然，这伤害了西蒙·波娃。 　　为了有正当的理由向学校请假，她谎称自己精神崩溃，医生爽快地给了她两星期假。两星期内，萨特没有丢下她，带着她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跑。 　　西蒙·波娃与“玛丽”见面了。会面的情形差不多是平静的。西蒙·波娃后来在《盛年》中略带夸张地说，她丝毫没有嫉妒的感觉，“然而，自从我们结识以来，这是萨特第一次认真地对别的女人发生兴趣。嫉妒并非与我无缘或为我所不屑，可是，这件事既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也没有打乱我已经形成的有关我们共同生活的任何想法。因为从一开始，萨特就提醒我，他有可能去干这类冒险事。我已接受了这个原则，所以也就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她的50年代的朋友弗朗西斯·让松却说，西蒙·波娃并非如她所说的那么不动声色，从萨特与卡米耶、与“玛丽”、与奥尔加、与“M”的关系史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懂得嫉妒。 　　4. 萨特试图建立“三重奏”关系 　　奥尔加，一个反动的白俄罗斯人的女儿，西蒙·波娃以前的学生。这位少女的活泼个性、她的波兰朋友的故事和她的出没无常，使西蒙·波娃着迷，也使西蒙·波娃烦恼。奥尔加是“真实的”，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尽情地享乐。当学生时，她暮气沉沉；退学后，她天天生活得热情洋溢。因为她有着天生的孩子气，轻浮从事，容易受惊，男人都想宠着她。 　　一年来，萨特已给奥尔加迷住了。他不再只把她看成是护理员了。开始，他给她讲故事、唱歌，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如说是为了取悦奥尔加。西蒙·波娃发现，她和萨特在一起时，萨特从不会这样去做。在无数漫长的下午，奥尔加替他解闷，因而取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西蒙·波娃对奥尔加越来越被萨特感兴趣并不在意，她宁可看到他去设法博取奥尔加的青睐，而不是再次陷于意志消沉，更何况萨特显然不打算与奥尔加在肉体上有任何体验。 　　然而，尽管西蒙·波娃在理智上努力表现出一种体谅、理解与豁达，而在事实上她不无苦恼。在她意识到萨特已成了奥尔加的情人之后，在她意识到他们将是“三重奏”而不是“二重奏”之后，她觉得不能再满不在乎地容忍他的见解和情趣，因为这些见解和情趣所构成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她自己的相抵触。正如她以后告诉弗朗西斯·让松的： 　　“嫉妒是一件完全正当和真实的事。如果A和B一起度过某种生活，而B开始与C过同样的生活，A显然会觉得受到了排斥；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与B共同生活时的某种不能替代的东西遭到了破坏。” 　　这种试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三重奏”，最终因失谐而消失了。但这称“三重奏”的生活经历，却为西蒙·波娃后来写作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客》提供了主题，也为萨特日后创作的他的最著名的剧本《禁闭》提供了主题。 第六章　　战乱岁月 　　1. 时局很快被西班牙内战吞没了 　　在1936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了。西蒙·波娃和萨特从心底里支持“人民阵线”，但拒绝了投票，他们只做一个旁观者。 　　这年夏天，他们去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9月，回到巴黎后，很快就被西班牙内战吞没了，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内，它一直主导着他们的生活。 　　人民开始以巨大的热情团结起来保卫共和国。从报上以及费尔南多等朋友传来的消息得知，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工人们冲击军械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农民拿起了谷仓里的老枪、散弹枪；新兵们拿起了棍棒，以代替稀缺的枪支；大量妇女走入了他们的行列，和男人一样渴望参战。西班牙的普通百姓，怀着十足的英雄主义，赤手空拳去阻止私有制、寺院和大企业勾结起来向他们发起的进攻。 　　这真是令人惊叹的史诗般的斗争！ 　　一次，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一个餐馆吃饭时，一个西班牙姑娘突然从她的桌旁站起，朗诵一首歌颂自由、歌颂祖国的诗篇。尽管他俩听不懂其中的词意，但那位姑娘的声音和表情十分动人肺腑。在场的人纷纷起立，高呼着：“西班牙共和国万岁！”所有的人都相信共和国会马上取得胜利，对此，西蒙·波娃和萨特更是坚信不疑。 　　但是，与人们的热情相悖的是，法国的勃鲁姆政府以令人作呕的中立主义立场，拒绝让共和国得到法国武器。9月5日，由于守卫者弹尽粮绝，伊伦失陷了。马德里战役打响后，费尔南多不能再安心待在巴黎了，他决心去战斗。西蒙·波娃和萨特全力支持他的决定，去车站为他送行，送行的人中还有斯特芬和他的许多朋友。 　　2. “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写进作品？” 　　西蒙·波娃终于成了巴黎的教师，执教于莫里哀中学。于是，本来得到里昂师范学院预科班教职的萨特，便改为接受拉昂的一个职位了。西蒙·波娃每星期两次去诺尔火车站迎接从拉昂来的萨特。他们的新聚会地是“圆顶咖啡馆”，在那些由流放者、失败者、空想家和落伍者充斥的场合中，常常能看到丰富多彩、稀奇古怪的幻想作品，增添一些光怪陆离的生活乐趣。 　　1937年初，西蒙·波娃因肺充血而平生第一次病倒了。有两天两夜，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地躺在特别护理病房里。在这以前，她总以为疾病、事故、不幸只会降临到别人头上，现在，她也无可避免地成了“别人”了。可见任何一桩事情无论有多独特，它都可能发生到世上任何一个人头上来…… 　　萨特每天给她写信。他的小说《墙》在《新法兰西评论》7月号上发表后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墙》用晦涩的语言描写了精神异化、性欲变态和“不诚实”的生动形象。法国文坛元老纪德读完这篇小说后，给伽里玛出版社的总编辑波朗写了一纸短笺，称它为“杰作”。他写道：“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高兴的作品了。告诉我，这位新冒出来的让·保罗是什么人？当可寄厚望于他。” 　　这年夏天，萨特和西蒙·波娃带着小博斯特在希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此后，萨特终于也来到巴黎的一所中学执教了。 　　再也用不着火车旅行以相聚了。 　　再也用不着在月台上徘徊以翘首了。 　　他们搬进了一家旅馆，从此她有了吸烟室和书架，有了一张的确舒适的工作台。萨特住在她的上一层楼。他们享有合伙生活的一块地基了。 　　妹妹“小娃娃”把西蒙·波娃的《精神的优势》打印了出来，这样，萨特就能把它同自己的最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一起交给帕兰。10月，伽里玛出版社决定出版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恶心》问世后，反响尤为热烈。又在波朗的敦促下编选一本短篇小说集。 　　这是一段充满忙乱和爽快的时光。成功壮了萨特的胆。一天晚上，他们坐在“圆顶咖啡屋”讨论她的写作，他突然激动地对她说： 　　“为什么你不把你自己写进你的作品？你比所有这些叫勒内、利萨什么的家伙有趣得多。” 　　她的热血猛地涌上脸颊。这天，天气很热，咖啡馆里嘈杂声声，烟雾腾腾。她感到仿佛有人往头上猛击了一掌。“我将永远不敢这样做。”她回答说。把自己原原本本地写进一本书，暴露自我--不，她不能这么做，这观点实在令人惊恐。 　　“鼓起你的勇气吧。”萨特对她说。 　　她仍然心有余悸。但是，萨特的话显然已经把她打动了。其实，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无所顾忌地藐视传统，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轮到用自己的个性的内容滋养文学时，又有什么值得可怕和犹疑的呢！ 　　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她不断回忆着萨特的建议。他使她鼓足勇气，思索她已经断断续续考虑了至少四年的题材。 　　“我缺乏勇气，不敢直接潜入我所选择的题材的中心，不敢坦率地研究正当30岁的女性--我。其实，我间接地这么做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在技巧上还不成熟。我决心让女主角有‘根’。……于是，我打算根据我自己来塑造人物（我给她取我母亲的名字‘弗朗索瓦兹’），并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线索来讲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并不用她的口讲我真实的往事，对她的叙述，我再一次采用了从约翰·多斯·帕索斯那儿借鉴来的风格。我又拿起了曾在《精神的优势》中以尚塔尔为媒介来探索过的那个题材。我试图揭示少女们为获取名利而得心应手的那种欺骗伎俩。我给弗朗索瓦兹安排了一个朋友。我把她叫做伊丽莎白--她与扎扎没丝毫关联。我以自己的一个15岁的学生为原型描写她的外表特征：微灰的金发，紧身的黑衣使她看上去像个女妖。伊丽莎白以一种挑衅性的自信开始生活。这种自信使朋友弗朗索瓦兹觉得咄咄逼人。我又一次写一个异化人格的幻影似的侧面。……我不惜笔墨，勾画了弗朗索瓦兹与一个年轻的艺术史教师（他有点像埃尔博）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最后，与皮埃尔·拉布鲁瑟熟识，并发展了亲密的关系。伊丽莎白强烈地--但并非双向地--爱着哥哥，一开始，她嫉妒弗朗索瓦兹，后来，她自己也为弗朗索瓦兹的魅力所折服了”。 　　西蒙·波娃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下了这本书的头一部分。其间，在法国人民阵线又支撑了几个月之后，终于随着社会党人从贝当政府中逐出而宣告崩溃。左派在遭到失败，法西斯则得寸进尺。在他们的家门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忙着征服西班牙。在纽伦堡，希特勒面对30万纳粹党员和100万左右的其他听众，发表了迄今最富侵略性的演说。随后，派军队进入了奥地利，完成了德奥合并。接着，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风暴仿佛在突然之间消散了。萨特认为“不能无限制地姑息希特勒”，而西蒙·波娃则说：“即使是最坏的不公正，也比战争好。” 　　一缓下气来，她就马上投入了写作。在布里斯·帕兰和萨特的建议下，她删除了女主人公往事的部分，还把她与皮埃尔相遇并共同度过8年光阴的情节抛弃。这些故事都被放在背景中交代，故事就从一个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生活写起。她构思了粗线条的提纲：“三重奏”的开始，格扎维埃逐步达到理性的自我理解，弗朗索瓦兹由于初期的嫉妒，走向犯罪。她想卑鄙地介入皮埃尔和格扎维埃的关系之中，格扎维埃对她作了激烈的斥责，为了自卫，弗朗索瓦兹把她杀死了。 　　这其实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萨特提出建议：为了强调弗朗索瓦兹重视自己与皮埃尔所建立的幸福，在第一章中让她为了皮埃尔放弃某些东西，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引进了热尔贝尔，并让弗朗索瓦兹为他的青春和魅力所吸引，目的只是为了写她抛弃这些。以后，当皮埃尔赢得格扎维埃的爱情时，弗朗索瓦兹又投入了他的怀抱。她谋杀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这种背叛。新加上的复杂故事使情节更紧地交织了起来。这样，就可以让伊丽莎白担当更准确的角色了。 　　显而易见，这部小说是添上了谋杀案的他们俩自己的故事。皮埃尔就是萨特，弗朗索瓦兹则是西蒙·波娃自己，那个年轻姑娘格扎维埃就是奥尔加。在弗朗索瓦兹这个人物身上，她调动了她自己生活经历和情感，并经常站在弗朗索瓦兹的角度看问题。卓有才华、不从习俗和永不满足的弗朗索瓦兹之所以走上谋杀的道路，是她让皮埃尔在自己一生中占据了主要的和无上的位置的同时，以失去她自己的鲜明个性为代价。于是，当另外有人窃取了她的世界，侵犯了她的人格，并损伤了她的内在自我，她虽经过努力而这种努力落空了，为了打碎这种魔力，弗朗索瓦兹在最后的较量中铤而走险，偷偷打开了格扎维埃房内的煤气。以谋杀来消灭背叛，是故事发展到后来的惟一选择。 　　她为自己终于着手写一本坚信不仅能写完而且能找到出版者的书而兴奋不已。当她一章一章往下写着的时候，萨特就是如此向她不断保证的。她又一次体验到那年秋天在贝尔雷潭边所产生的欢乐情绪。 　　3. 想到战争的无常，她那颗善感的心弥漫着愁绪 　　战争，终于爆发了。 　　1939年的9月2日凌晨1点，英法向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总动员的命令于午后下达。萨特的征召通知命令他在24小时以内到南希报到。萨特所在的第70师驻扎在南希附近的埃塞，他被分派在108防区。他在从气象站发出的第一封信中告诉西蒙·波娃，他的工作内容是使气球升空，并通过一副双筒望远镜进行“气象观察”。然后，电话告诉炮兵军官风向情况。这里极平静，因此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写他的小说《自由之路》。 　　10月，为了设法探望萨特，西蒙·波娃开始了精心的筹划。当局不向前线官兵的妻子或女友发放前往探亲的安全通行证。因此，她只得编造有个姐姐出嫁在施特拉斯堡附近的马穆蒂埃（即萨特驻防的所在地附近），因患骨癌快要死去。 　　10月30日，西蒙·波娃一等通行证到手，就去找医生证明她有病，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条，乘列车前往南希。在南希驻军司令部，她混进了准备回家收割庄稼的阿尔萨斯农夫中间，领到了一张在24小时之内经过布吕马特前往马穆蒂埃的军事通行证。 　　凌晨4点，她到了布吕马特，是惟一下车的人。为设法找到萨特，她来到萨特曾在信中提到过说他在那儿的一张木桌上用过早餐的“小鹿酒店”。可她向两位掌管的年轻女人打听时，对方却用“去问司令部”的话挡开了。突然，她心思一动，用萨特认得出的笔迹匆匆写下“你把烟斗忘在小鹿酒店了”，然后来到兵营前，请求一位士兵为她传送这个纸条。 　　她回到小鹿酒店等候。 　　萨特来了！晨光中，尽管他长出了杂乱的络腮胡子，使他看上去简直有些可怕，但从他走路的姿势，他的烟斗和他的身材，还依然是那个她所稔熟的，她所日夜牵挂得心口发疼的萨特！亲爱的萨特！ 　　在他必须回营之前，他们在她冰冷的房间里待了一小时。上午11点，胡子刮得光光的萨特又来到了她的身边。可下午1点光景，有人告诉她，房间已拨给一个长途跋涉前来探望丈夫的太太使用。西蒙·波娃便自己设法在市政府办理了安全通行证的延期手续，这事情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巴黎的印戳深深地打动了那位负责手续办理的宪兵。 　　萨特则设法在他曾经驻扎过的一个地方安排西蒙·波娃住下。他告诉女房东，他的妻子来了，女房东吃惊地说：“可是，你还没有结婚呢！”他只好改口说是未婚妻。西蒙·波娃又住了两天，她读了他的小说的开头180页，她给他看了自己的日记。回巴黎的时候是在晚上，萨特陪她在火车站散步，想到士兵们关于战争的种种谣传，想到战争的无常，想到好不容易的短暂相聚和遥遥无期的天各一方，她那颗善感的心，弥漫着夜岚般的愁绪。 　　4. 萨特成了战俘。她的精神濒近崩溃 　　1940年4月，德国侵占了丹麦和挪威。 　　这时候，萨特得到了一次特别休假，去巴黎接受颁发给《墙》的民众小说奖。 　　战争在继续推进。 　　5月10日，德军空袭法国北部的机场，德国装甲兵越过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两天之内，7个德国装甲师攻克了“无法攻克”的阿登地区，并向默兹和色当推进。 　　5月16日，盟军在德军进攻下损失惨重。 　　三星期后，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已横扫法国北部，直抵英吉利海峡。 　　6月4日，巴黎郊区遭到轰炸，类似古代以色列人退出埃及的逃亡开始了。 　　6月14日，德国人进驻巴黎，翌日，84岁的贝当元帅在电台宣布，他已向德方要求停战条件。 　　6月19日，萨特在洛林被德军俘虏。 　　西蒙·波娃是6月10日离开巴黎，作为逃亡者前往夏尔特尔的。最痛心的是，当她在昂热火车站行李寄存处提取暂存的箱子时，箱子不见了。里面装了一些重要物品，包括萨特自1929年后写给她的全部信件，从此再也没有找到。 　　兵荒马乱！兵荒马乱！兵荒马乱！ 　　令人恶心的暑气和汽油味…… 　　绵延不断的长长的难民队伍…… 　　回到巴黎。瓦万街上达内马克旅馆的女老板早已把西蒙·波娃留下的东西扔出去了，但她交给西蒙·波娃一封萨特6月9日的来信。外出打电话时，偶然地碰到她父亲。父女俩一起吃了三明治，喝了啤酒。父亲告诉她，德国人很有礼貌，可在战争结束前释放战俘是不大可能的。他听说，巴黎郊区就有集中营，那里的战俘饿得连“死狗”都吃。晚上，她去看望了母亲。回家的路上，她匆匆行走在空寂无人的大街，天空乌云压城，她的胸膛如火烧火烤，心中惟一想着的是萨特--设想中快要饿死在战俘营中的萨特。…… 　　7月11日，她收到萨特的第一封信，是装在开口的信封中用铅笔写的一张便条。信上说，他可能月底前回家，还说，他受到很好的待遇。允许他说的就这么多。 　　她稍稍舒了口气，安下心来等待。然而，8月逝去，9月来临，15日前后收到萨特一信，称他正被转往德国，一切如常，他说自己身体健康，心情舒畅。见此消息，使得盼他归来心切的西蒙·波娃精神几乎崩溃了。 　　战局呢，仍旧对盟军不利。希特勒一次也没有失败过，伦敦正受到轰炸，纳粹军队有可能渡过英吉利海峡。美国仍拒绝行动，苏联依旧稳如泰山。当然，终有一天它们会介入战争，终有一天希特勒会被击败，但这便意味着战争的旷日持久，也意味着长期的别离！她在日记本上写道： 　　“这一回我的确苦不堪言。去年，我周围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悲剧式的世界，我也随之改变生活方式，这并非真正的不幸。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我在9月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场巨大的集体插曲的一小部分，并觉得这段插曲颇有趣。但是上周一切都不同了。世界一片混乱。不幸就像某种深入体内的个人疾病--接踵而来的失眠、噩梦和偏头痛--一样占据我的身心……我眼前浮现出一幅模糊的德国地图，其边界是黑压压的一层层铁丝网。我在其中的一处谈到西利西亚的名字，并听到‘他们正在饿死’的声音。” 　　写着，写着，她没有勇气写下去了，因为甚至连在纸上自言自语也变得如此难以忍受。 　　战争，苦难的战争，罪恶的战争，可诅咒的战争啊…… 第七章　　分享艰难 　　1. 《他人的血》：一个地下抵抗组织的精神悲剧 　　1941年春天，萨特侥幸逃离了战俘营，回到巴黎。一边教书，一边筹建“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以从事秘密抵抗运动。 　　自从萨特回来后，西蒙·波娃轻松多了，心情也愉快多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她开始承认生活不再是她个人的事，而是她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妥协，而且，不再把种种艰难和挫折看成是不公正的，要么设法克服它们，要么默默地忍受，单纯的厌恶完全无济于事。今后仍然会遇到黑暗岁月，假如黑暗岁月把她吞没了，她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畏惧。这种发自内心的思考使她摆脱了烦恼，从而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她一边积极协助萨特所从事的秘密抵抗工作，一边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完成了那部《女宾客》的小说。 　　紧接着，第二部小说又紧锣密鼓地铺开了。 　　她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关于她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让·布劳马特像弗朗索瓦兹一样，在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能坚持自己的个性。他不想成为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并拒绝以残酷、晦涩、无意义的东西来干涉他们的生活。他想要做的是绕开这些绊脚石，和别人建立一种透明的关系，使双方都享受自由。于是，他不顾自己是画家之子，从富有家庭走出来，去与他家敌对的一家公司当了工人。废除这种特权后，他满以为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但现实破灭了这一幻想。他使他最好的朋友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并目睹他惨遭杀害。在此过程中，他的责任远比他所追求的目标突出。以后，他消极遁世，避开一切感情纠葛，但是他所持的这种逃避与沉默同样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意义。于是他起而抗争，然而所有的行为都涉及到选择，因而他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人不是一个可以被加、被乘或被除的单位。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不能通约的量，任何等式都不能计算他们，因此，为了10个人而牺牲1个人，意味着对绝对荒谬的默认。久而久之，他不再徒劳地去解那个解不开的结了。信奉了和平主义，并能接受凶猛的、有组织的游击队的暴行了。故事快要结束时，布劳马特所爱着的那个女人奄奄一息地躺在他身边，开导和说服他摆脱苦闷。她告诉他，在他人的命运中，你不只是工具，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因素侵犯选择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遵循自己心愿的权力，以此达到值得付出努力的目标。 　　这个行将就木的女人叫埃莱娜。年轻时，她处在孤独的环境中，除了强烈的自爱，她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一切都缺乏目的性。当她与布劳马特相遇后，从他身上发现了力量，发现了意志的确定性，她渴望获得他的爱情，坚信这种爱情应该为她的存在提供绝对的理由。布劳马特却极力回避和退却。发怒绝望之余，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假装以心平气和的眼光看待沦陷与占领。是友谊、背叛以及愤怒使她放弃了这种自作聪明。在由同志关系和行为培育的一种豁达的气氛中，她最后对人生的认识升华了，即避免相信单纯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她最后死去时，死亡已经不能压倒她了。 　　小说的第三个主人公马塞尔，是一个画家和雕刻家，他曾与埃莱娜一度有过的想法相似：彻底回避现实能确保自己的幸福。与她一样，他的努力失败了，继而陷入神经质的绝望境地。在战俘营中他为朋友们演出画布景，并从中感受到了人类友谊的温暖，从而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所有创造性劳动都需要他人合作。 　　马塞尔的妻子德尼兹，不相信“绝对”，只相信尘世的价值。她引起了马塞尔的敌意，也险些被他逼疯。德尼兹感到失意、羞辱，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这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地下抵抗组织者的精神悲剧，反反复复所表达的主题是：他发觉凡是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其他人用鲜血完成的。 　　挚友雅克跟他参加工人运动，一与警察冲突，持枪的雅克被击毙。手枪是他给的，雅克却死了--他人的血。 　　埃莱娜向他要求单身去营救保尔，他知道太危险，没有答应。最终她说服了他。保尔得救了，她却胸口中弹--他人的血！…… 　　这部现实性很强的小说，描绘了一幅广阔真实的人际关系图，在技巧上比第一部小说显得更为精妙，也寄寓了西蒙·波娃对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深深思考。 　　然而，由于她正处于文学生涯中的“道德倡导阶段”，刻意强调作品主题的道德训诫，使得它成为一种“主题小说”。正如布朗肖在评论时所说，作家的目标是通过文学的再创造使人们看到世界。如果他不尊重必要的模棱两可性，那他就背叛了生活，使生活贫困化了。他把《他人的血》归为“主题小说”一类，原因是它的结尾明确、肯定，可以纳入格言或观念的范畴。 　　事隔多年之后，西蒙·波娃在总结写作《他人的血》一书的得失时，深有感触地回顾道： 　　“在这儿，我又一次碰到了文学中的难题--文学的真诚。我想同读者直接交流，而且，我确信自己在这样做，然而，我的声音被一种愚蠢的说教性语言篡改了。我正在描述的明明是一种真正的感受，但我说出的却是一些老生常谈。生存的一瞬间一去不复返，因而，当你直接从生活中去捕捉它时，你总是希望不用陈词滥调。但是，一位小说家一旦与投机沾边，即刻就会跌入陈腐的题材。任何思想的独创性只能在一门专门知识的上下文中得到检验。如果它能提供一把迄今为止还是未知的钥匙或是一个未知的方法，以此来修正现在的观念，那它会是新鲜的，可取的。但思想并不产生于沙龙或小说中。一部由主题构成的作品不仅说明不了什么真实的问题，而且似乎永恒不变地强调最枯燥乏味的结论。” 　　2. 日子在时局的艰难中熬度 　　这年7月，她父亲去世了。 　　63岁的乔治因前列腺动过手术，在连续几个月营养不足的情况下，身体越来越糟了。战争局势的恶化使他大为震惊，仅几天时间，突发性的老年肺结核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他弥留之际，西蒙·波娃一直守护在他身旁，目睹了这场严峻而又持久的挣扎，目睹这场挣扎以生命的最后消失而告结束。她同老人单独在一起待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感觉上总以为他还在那里，还在呼吸，还是她的父亲，猛然发现自己只是伏在一具从此再无知觉的尸体上时，她泪流满面，才确认失去了一位亲人。 　　日子在时局的艰难中熬度。 　　为了帮助和接济在赤贫中挣扎的奥尔加、旺达、丽丝和博斯特，天生不喜欢做饭的西蒙·波娃，开始学做饭菜，扮演起“家庭主妇”的角色来，并且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当家庭主妇的快乐。“我不再为此而烦恼，反而迷上了烹饪，一连做了三年饭。我看着购物票从定量卡上剪下来，只是一张接一张地减少；我在市场上转悠，隔着商店的橱窗到处搜寻不用定量卡的食品，简直就像在探宝，我完全陶醉在这桩事中。倘若偶然得到一根甜菜根或是一棵大白菜，那简直就是意外的收获。……我做起了童年时代的一种过家家的游戏--精打细算，料理一个很穷的家庭。我扫一眼我的财务。就能估量出还能维持多久的生计，藏在食品柜中的就是我们今后的日子呀。我决不浪费一粒粮食。我真正懂得了省吃俭用和珍藏财物的乐趣，一点也不抱怨为此花去了很多的时间。……” 　　这一时期，一切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连希望也不例外。英国坚守阵地，德国态度强硬，而法国内部形势不断恶化，总理赖伐尔的极端通敌主义政策占据了阵地。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被处死；德国人也不再谈论亲善，扬言谁敢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格杀勿论，并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从事反德活动的人。 　　10月初，德军进攻莫斯科，双方僵持不下。 　　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参战，可日本却在太平洋频频得手，侵占了婆罗湖（加里曼丹）、马来亚、香港、菲律宾、澳门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 　　时局的动荡不定，使得她的同胞们既不愿默认德意志帝国的胜利，也不敢相信它会被击败。她为之全身心投入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活动，面临着开创阶段曾经蓬蓬勃勃、接下来不是散伙就是解体的各种组织的相同命运。这些由个人倡议下成立的、主要由一群毫无地下工作经验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多是各自为战，缺乏凝聚力，这就注定他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萨特也曾试图努力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从事抵抗运动的人民阵线。然而，共产党人根本不信任他们甚至对西蒙·波娃和萨特的一位朋友说，萨特被德国人释放，意味着同意当奸细，为德国人效劳。满腔热情遭如此冷落，他俩不禁为之黯然。到了6月，种种忧虑把他折磨得够呛，其他组织的大批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或驱逐。幸喜当局还没找他们这个组织成员的麻烦。萨特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存在已毫无意义，只能给他们的朋友带来危险。他虽然于心不忍，最终还是决定解散了。总之，正如西蒙·波娃后来在《一代名流》中借安娜之口所感叹的：“一切都比她想像的更坏，更加不堪忍受。真正的不幸从未降临到我的头上，但却一直在威胁着我的生活。” 　　组织解散了，萨特就埋头写剧本，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投入抵抗运动的方式。西蒙·波娃则开始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的写作。7月完稿后，被加利马尔接受了。《女宾客》正式出版了。《他人的血》虽然不可能在解放之前出版，但她充满信心，重要的是总有那么一天到来，甚至预测不需再等很长的时间。认为自己曾经失去的幸福的种子现在又开花了！ 　　而且，她热情洋溢地感到这一花朵从未像今天这样茂盛。 　　3. 《女宾客》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女宾客》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这部后来被公认为与萨特的《恶心》齐名的存在主义小说，因刻画了一类新出现的时代人物，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危机，而受到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康莫迪尔》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女宾客》的文章，作者是马塞尔·阿尔朗。他高度评价了她的这部处女作，“它以白纸黑字向我证实，”西蒙·波娃写道，“我写了一本在现实中存在的小说--我一夜之间成为现实中的作家，快乐在我心中荡漾。”一个文学专栏评论家在谈论加利马尔出版的几本新书时，把她称为“这家出版社崭露头角的女小说家”。这个评语“不禁令我头晕目眩”，西蒙·波娃写道，“假如她的名字不是我，而是其他人，我必定对这位一本正经、朝气蓬勃、正在文学领域中拔锚起航的女子羡慕不已--但她就是我！” 　　从加利马尔出版社获知，《女宾客》很有希望获取是年的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评选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的那天下午，她待在“弗洛”的楼上，像往常一样工作着，心里却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报告结果的电话。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十分漂亮的外套，为了衬托她精心梳理的高耸发型，把缠头式女帽子也给甩了。屏息敛气地等待好消息到来的时候，一想到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她又是害怕，又是神往。 　　最后的结果，龚古尔奖另有得主。她在接受这个令人失望的通报时，显得出人意料的平和。日子还长着哪！ 　　大快人心的是，巴黎终于解放了！ 　　世界、未来又回到手中！ 　　枪声响处，巴黎的所有时钟开始齐鸣，每一间房子亮起了灯，有人还在路中央点燃了篝火，他们围着它跳啊，唱啊。翌日--8月20日，这一整天她和萨特走在旗帜飘扬的巴黎街道上，看到妇女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抱着战士们的脖子；三色旗在艾菲尔铁塔上迎风飘扬着。她心中涌动着多么激动的情绪！ 　　长达5年的战争，不仅改变了她对万事万物的态度，而且对规划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在想，历史并不是我的敌人，因为，归根结蒂，我的希望还是实现了。确实，它刚刚把我所体验过的最强烈的欢乐施恩于我。我多么喜欢在种种旅程中，忘情于树丛之中和岩石之间啊……全巴黎已成为我的化身，我从看到的每一张面孔上看到了我自己。自我的存在能如此获得强化使我感到震惊。通过某种难以置信的普遍的亲切感，我的存在使我的感觉向外延伸，直到越出所有其他人的范围才罢。我似乎长了翅膀，遨游于苍天--这个苍天就是人类--之中。” 　　总之，解放了，笼罩法国的阴影消散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意味着一切又开始了。 第八章　　巴黎名人 　　1. 海明威对萨特说：“你是一个将军！” 　　作为巴黎解放后问世的第一批书中的一本，西蒙·波娃的《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出版了，同时，她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一并送去了加利马尔。 　　大家都处在异常欢欣之中。在为思想和文学苦苦追求了4年之久以后，这篇薄薄的论著顺利地得到了承认，自然值得高兴。 　　这时，萨特已请假暂时离开大学，去电影和戏剧界赚钱；西蒙·波娃也离开了教师岗位，写作已成为她必需的任务。写作保证了她的道德自律，也是真正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事实表明，假如为挣钱整日疲于奔命的话，那她的自由就远没有那么真实。既然她从来就崇尚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她自然免除了除写作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来确认自己的需要。 　　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人都是会死的》的写作之中。 　　9月，与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隆-庞蒂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筹办《现代》杂志。 　　一天晚上，丽丝跑来问她： 　　“你和萨特想见海明威吗？” 　　“当然！”她回答。 　　自解放以来，丽丝以“追逐美国人”作为主要消遣。因为美国人有大量的香烟和定量商品，总是挨饿的丽丝便想方设法从他们的挥霍中得益。其中她和一个无忧无虑的金发大个子交了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海明威的弟弟。那天晚上，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到达巴黎，他让弟弟来他逗留的地方“里兹”会面，他弟弟提出让丽丝跟他一起去，并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来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眼睛用一个绿色的眼罩挡着；桌子上放着相当数量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些只剩半瓶了，有些则空空如也。 　　他猛地坐起来，紧紧抓住萨特，拥抱他： 　　“你是一个将军！我，我只是一个上尉。” 　　喝了酒的海明威，显得过于谦虚。在热烈的情绪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喝下无数杯苏格兰威士忌。萨特大约于凌晨三点昏昏睡去，西蒙·波娃则坚持到天亮。 　　2西蒙·波娃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 　　11月下旬，美国为了让法国了解它在战争中作出的努力与贡献，特邀请12位记者去美国。加缪委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前往，萨特喜出望外。西蒙·波娃还从未见到他这么高兴过。他对西蒙·波娃说，他多么想去美国！ 　　西蒙·波娃写道：“美国，它意味着许许多多东西！首先，它意味着不可企及的一切；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曾经滋养了我们的青年时代，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伟大的神话；……美国也是一个解救我们的国家；它就是未来，它就是富裕，它就是广阔的前景，它是一个奇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魔灯；即使你只想想自己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你也会感到头晕目眩。我感到高兴，不仅仅为萨特，而且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肯定会跟着他走上这条新路。” 　　接着她的机会也来了。她妹妹和利奥内尔结婚了，利奥内尔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是一家使用法-葡两种文字的评论杂志的编辑。他邀请西蒙·波娃去葡萄牙讲学。因而，1945年2月至4月，她在葡萄牙作了一番逗留，途中重访了西班牙。回国后发表文章抨击萨拉查独裁政权。 　　9月，《他人的血》出版了。它产生的轰动甚至比《女宾客》更为强烈，评论家们纷纷认为这比第一本更为出色。围绕着它，几家报纸还刊登了激情洋溢的评论。赞誉声通过口头、通过信件铺天盖地地向她涌来。加缪也喜欢这本书，不过面对这种轰动，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本书被视为第一本相当明确地描述抵抗运动的小说，又被叫做“存在主义小说”。自此以后，这张标签自动地同她和萨特的作品挂上了钩。尽管萨特和她拒绝把“存在主义”和他们搅在一块，他们只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但他们的抗议徒劳无用。就这样，虽然他们事先未作计划，这年早秋时节还是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存在主义攻势”。在西蒙·波娃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以及《现代》杂志头几期出版后的几个星期中，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演说。就小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西蒙·波娃在“现代俱乐部”发表了一次演说。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创作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上演了。 　　因了这一番紧锣密鼓，她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由于萨特和她都被不由分说地拽到了知名人士之列，因此，没有哪个星期的报刊会自始至终对他们俩不置一词。凡是从他俩口头或笔头出来的东西，《战斗报》都发表大量评论，一一表示赞同。在街头，摄影师们对着他们不断按动快门，不时有陌生男女冲到他俩面前来搭腔。有一次萨特演讲时，听众蜂拥而至，一些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几名女子当场晕倒。 　　如此声名显赫，确实令萨特和她始料未及。萨特很早就抱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名作家，并且曾经设想过自己会得到后世的赞许，却没料到能在有生之年为世人所瞩目。鉴于世上引起轰动的平庸之书数不胜数，轰动几乎成了平庸的标志，想起波德莱尔、司汤达、卡夫卡他们当年的孤寂和默默无闻，萨特总疑心倾泻在自己身上的荣耀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不再能原封不动地流传下去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萨特最为关心的就是抓住意义。但是，他在1940年读了海德格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后确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用实践代替思考，意义才会呈现在世界上。在年轻的时候，他和西蒙·波娃就想接近共产党。按西蒙·波娃的说法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怀疑主义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合拍，他们也希望废弃资本主义，但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到达不应影响他们的自由。在西蒙·波娃看来，萨持的哲学在某些观点上不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刻，在另一些观点上则又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更苛求于人。只是两种学说并不对立，萨特寻求的是两者的交流。 　　自从“社会主义与自由”失败给了萨特一个现实的教训后，他便开始做一项严肃的工作，在全国阵线里面与共产党合作。 　　“我常纳闷，”西蒙·波娃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假如我和萨特的关系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我该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我会接近共产党，这是无疑的，因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也为我所恐惧。但是，我热爱真理，我不能失去我渴望的自由，我决不会入党。由于在客观上我远不如萨特那么惹人注目，采取这种态度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大减少，但是，我俩的态度本身仍会一模一样。于是，我发现自己与他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没有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只是由于我本人并未在他们的批评面前沮丧，我才不把这些当回事。萨特则硬着头皮，试图缓解对方的敌意，这使我惊讶不已，有时，我怂恿他进行反击。不过，在其他场合，当我们偶然开完一个会议，或者读了点什么之后，我常寻思，我们该不该抛弃知识分子的彷徨，而进入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列之中。萨特也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有时，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时则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为此而争论不休。” 　　3. 身为“巴黎名人”，人们对她褒贬不一 　　萨特从纽约回来了。 　　他在纽约结识了一位天生丽质的少妇，少妇与地位显赫的丈夫处于半分离状态，而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们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从萨特那里得知了西蒙·波娃的情况后，便打定主意，等他离开美国回到巴黎，两人就互相忘掉对方。 　　然而，萨特对她的依恋太深了，无法释怀之下，从巴黎给她寄去炽热的情书，她也复了信。为了重温旧梦，萨特让美国几所大学邀请他重去美国。12月12日，他登上了一艘万吨商轮。 　　此时的西蒙·波娃，习惯了以作家的面目出现，也为“巴黎名人”的身份引以自豪。当人们称她为“女萨特”或“萨特的圣母玛丽亚”时，她毫不介意付之一笑；当然，也不乏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与存在主义者放荡作乐的下流女人，从而作为满足他们好奇心的谈资，对此她至为厌烦。她早已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只想在世时被人阅读、被人尊重、被人热爱。和萨特相比，她自以为更注重及时行乐。她喜欢肉体的种种乐趣，喜欢从天气、散步、友谊、闲聊、学习、观察中得到种种感受。同时，她不准备像萨特那样沉浸于奋斗之中，她认识到：希望是没有止境的；她能去满足，但不会去沉浸。对她来说，有了现在和离现在最近的地平线，她就满足了。 　　1946年新年之际，西蒙·波娃应邀赴突尼斯讲学。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觉得从这么高的空中俯视地中海闪烁着的无边无际的光芒，简直是个奇迹。 　　在那里，除了讲演，除了参加不可避免的社交应酬外，她把全部时间用在旅游探险上。她独自一人凭吊了在杜加的罗马废墟。主人为她担惊受怕了好半天：一年前，一名教师就是在这条路上被奸杀的。第二天去突尼斯城郊的格拉马特游玩，那儿有一家旅馆建在海岬上，旁边有一片阳光充足的沙丘。午饭后，她拿着一本书躺在那儿，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梦中隐约觉得纳闷：沙滩上怎会有猫？睁眼一瞧，哪里是猫，是一个脏乎乎的阿拉伯老人坐在她的肚皮上，在他篮子一旁放着一把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被奸比被杀强。” 　　可她几乎被吓晕了，狠劲把他推开，把钱包里的钱全倒在他手中，然后没命地逃离了沙丘。好在她的大部分钱留在她下榻的突尼斯宫。回到旅馆后谈起这件事，旅馆里的女人说这个老流浪汉是个小偷，他的刀子是用来割芦笙的。西蒙·波娃后来推想：那人其实并无多大信心，向她袭击只是因为觉得不愿失去一次机会。 　　突尼斯之行，总的说来令人愉快。兴之所至，她又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游览了阿尔及利亚。乘飞机回到巴黎后，发现巴黎城冷冷清清。萨特在美国还没有回来，她便用工作来打发时光，写完了从1943年就开始的《人都是会死的》。 　　西蒙·波娃在这部小说中运用荒诞手法，杜撰了一个长生不老者几个世纪的经历，借以否定和鞭答“长生”这种对人类充满诱惑力的梦呓。她认为人无不死，人的存在在整个历史纪元中都只不过是一瞬，而这一瞬恰恰是幸福之所在。那个长生不老者名叫福斯卡，这位卡莫纳贵胄后裔为了获得成功，选择了长生不老。然而，这个可怕的特权，使得他把意大利搞得分崩离析，以至于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先后进攻下毫无抵抗力；使得他回过头来声讨自己的祖国，成了查理曼五世的灰衣主教。他为了争取惟一的“善”，引来了一场场大屠杀，引来了苦难，于是他否定了种种想主宰人的念头…… 　　福斯卡的不幸遭遇发生在中世纪末期和16世纪早期。对福斯卡来说，美并不存在，为人的有限性所规定的任何生存的价值观并不存在。就他而言，注视世界就是抢掠世界，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那里，福斯卡单方面地窃走了世界。他把他们推入了对永恒冷眼相待的痛苦境地。 　　西蒙·波娃赋予长生不老者福斯卡以不着边际的雄心，然而因为没有与他相提并论之辈，他不懂人类的妒忌。与此相对照，作为福斯卡的悲剧的对立面，雷吉娜则渴望凌驾于男人之上，反抗一切局限，她想占据这颗长生不老之心，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他的注视下，她土崩瓦解，所有的雄心和美德，所有为生存而作的荒谬努力，与旁人均无异样。最后，她疯了。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阿尔芒，他之所以在福斯卡面前没有失魂落魄，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了所处的时代。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透出了工业革命的若干信息。纵观福斯卡，他在接近每一个目标的胜利征途上，看到的只是双脚的蹒跚，而从没得出过什么谜底。西蒙·波娃剖析道，当他终于认识到人是自由的和自我决定的时候，不再对他们产生任何友谊了；他的碰壁并不否定历史的意义，它只是意味着，为了前进，代与代之间的更新是必需的；尽管，这种无穷无尽的更新意味着分裂的痛苦。 　　4. 萨特与陶乐赫丝热恋 　　萨特两次美国之行后，常跟西蒙·波娃谈起那个名叫陶乐赫丝的少妇，西蒙·波娃则把陶乐赫丝以M.称代之。 　　看到萨特叙述他和美国少妇相处时的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她浑身感到不自在了。“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吸引萨特的主要是这桩冒险的浪漫色彩；我在突然之间寻思起来，在他心目中，M.是不是比我更重要？……在这桩已延续了15年之久的关系中，到底会有多少仅仅属于习惯的成分？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样的独有权？我知道自己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并非萨特的呀”。西蒙·波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了：“我比过去更深切地认识了他，正因为如此，我感到他更难理解了；我俩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并未使我不安，事实恰恰相反；但是他呢？据他说，他和M.的反应、情绪、不安、欲望完全协调一致。他们一同出门，她要停步时正是萨特要停步时，她要再度上路时正是萨特要再度上路时。这也许说明--他们之间在深层的生命之源头的和谐，为我和萨特在一起时所未能及。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和谐比我们间的理解更为重要？” 　　为摆脱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他俩一起赶去与萨拉克鲁共进午餐时，她问萨特： 　　“坦白地说，我和M.对你孰轻孰重？” 　　“M.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和你守在一起。” 　　他的回答使西蒙·波娃大吃一惊。那么，这话的言下之意是说：“我尊重我们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如果这一理解没错的话，这么个回答则使整个未来变得岌岌可危了。她神不守舍，只是机械地握手、微笑、吃饭，想到这些年来的相濡以沫，想到萨特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她便不敢再往下想了…… 　　这天下午，萨特向她解释了他那句话的意思：两人过去总把行动看得比言辞更真实。正因为如此，他没作长篇大论的解释，而只是讲了最简单的事实。 　　她相信了他。 　　而不久后当她有了单独出访美国的机会，一场一见钟情的异国之恋亦不期然撞进了她的生活。 第九章　　跨国之恋（上） 　　1. 她在逗留美国接近尾声时坠入情网 　　为西蒙·波娃美国之行提供帮助的，是外交部文化关系司的一位曾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官员。 　　一到纽约，她便去找陶乐赫丝。陶乐赫丝正准备动身去巴黎，确如萨特所描述的，陶乐赫丝长得娇媚美艳，有着世上最迷人的微笑。 　　在美国度过的4个月，是精疲力竭又激动不已的4个月。繁华的闹市、辽阔的国土，使得西蒙·波娃眼花缭乱。后来她将在美国期间写的部分日记交《现代》连载，又集成一卷出版，书名为《得过且过的美国》。 　　她通过考察，认为美国确实是资本主义的故土，但它已帮助欧洲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原子弹保障了它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头号强国地位，使它有恃无恐。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展示出一种足以与他们父辈一比高低的沙文主义。他们对杜鲁门的每一次演说都点头称是，其反共产主义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们对待欧洲和法国，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者的态度。“从哈佛到新奥尔良，从华盛顿到洛杉矶，我听到学生、教师和新闻记者们都一本正经地在问，是否最好在苏联有能力反击之前，就向莫斯科丢原子弹。这使我明白了：为了捍卫自由，必须镇压自由”。 　　她与美国作家阿尔格雷，是在她逗留美国接近尾声时坠入情网的。7年后，西蒙·波娃在她最著名的小说《一代名流》中，以20多页的篇幅，感人地描述了她与阿尔格雷一起度过的三天： 　　他光着身子，我也光着身子，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的目光伤害不了我； 　　他也没有对我评头品足。从我的头顶到我的脚尖，他的双手爱抚着我。我又说，“我喜欢你这双手”。 　　“你喜欢它们？” 　　“一整晚我都在想，我是否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感觉到它们。” 　　“一整夜你都会感觉到它们。”他说。 　　突然，他变得不笨拙也不羞怯了。他的欲望感染了我。我已有这么长的时期没有体验爱的滋味了，我重新感觉到了乳房、肚子和性器官的存在；肉欲压倒了我。我像面包一样给人以滋养，像泥土一样散发出气息。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丝毫没想到衡量时间和地点。我只知道，当我们的身体终于不知不觉地分开时，已能听到黎明的轻轻的鸟啼声。 　　他叫她“我的小高卢人”。最后一晚，当他们站在密执安湖边，看到流星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他说： 　　“说一个愿望吧。” 　　“我们会再见的。”她向他保证。又说：“我将永远在巴黎生活下去。” 　　阿尔格雷相信了她的话，却没有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 　　在忠诚和自由之间，是否有协调的可能？15年后，她将在《时势的力量》中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彻底的忠诚常被挂在口头，但很少见人身体力行。当人们约束自己实现彻底的忠诚的时候，他们常认为它伤害了自己。他们或是寻求感情升华，或是借酒浇愁，安慰自己。传统的婚姻往往允许男子间或地寻花问柳，但不允许女子这样做。如今，许多妇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偿男子的朝三暮四在生活中所给她们造成的损害，她们会妒忌、烦闷。许多男女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与我和萨特类似的关系，即在允许双方随心所欲地‘偏离正道’的同时，保持‘某种忠诚’。相比而言，‘塞纳拉，我对你忠贞不渝，以我的方式’。这样的忠诚风险不小，这样的可能总是存在：其中一方喜新厌旧，那么，另一方会认为他或她被不公正地欺骗了；于是，两个自由自在的人变成了针锋相对的虐待者和被虐待者。” 　　在许多情况下，一对夫妇常常因为迷恋对方，或者因为孩子，或者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的关系显得坚不可摧。假如一对伴侣各自只限于和对方过性生活，那么，维持这种关系没有问题；只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允许拥有的自由，有些名不副实--西蒙·波娃这样认为--她和萨特远比上述这种人雄心勃勃，他们都希望和乐意体验“偶然的爱情”。只是他们有意避开了一个问题：第三者会如何看待他们俩的协议？他或她是否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 　　就事论事地说，以往的经历中，第三者都能轻而易举地适应西蒙·波娃和萨特的协议，因而在他俩的关系中尚有不少余地让他俩尝试风流韵事、露水姻缘。但是，假如第三者得寸进尺，毫不满足，那么冲突的发生就势所难免了。值得一提的是，萨特与陶乐赫丝之间、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之间，都已经或即将面临这一困难境地。 　　2. 阿尔格雷再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 　　5月20日，当西蒙·波娃在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回到巴黎，陶乐赫丝还没有走。她竭尽全力想让萨特挽留她不走，她想至少逗留到7月。陷入困境的萨特狠着心肠放弃了挽留。 　　为了避免摩擦，西蒙·波娃和萨特住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小旅馆去了。花园里，玫瑰花开得正欢，沼泽地中牛群嬉戏，他们常常沿着让·拉辛散过步的一条杂草丛生、碎石遍地的小路上遛达。 　　到了固定的几个晚上，萨特便进城与陶乐赫丝会面。假如她对这种局面很满意的话，那倒皆大欢喜。然而，她不能忍受萨特要她再次离开。但是，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假如由她抛弃一切来巴黎与萨特成家，那么她当然指望着从萨特那里得到一切；然而，萨特这一方却无法承诺她的这一指望，于是他只好懊悔地倾听她发泄怨气，感到自己该受责备：虽然他曾有言在先，他们不可能结百年之好，但是在他说他爱她时，实际上便已宣告自己的话不能算数了，因为在女人看来--爱可以冲破一切障碍。从理论上讲，陶乐赫丝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她那无所顾忌地愿意献身爱情并要求全部拥有萨特的爱情也是值得肯定的。问题面临的关键在于，萨特坚持：在拒绝改变与西蒙·波娃的关系的同时，他深爱着陶乐赫丝，并一心希望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久后，萨特陪陶乐赫丝去勒阿弗尔。两人分手时，她还在抱怨萨特带给她的痛苦。她写信来说，以后要么永远不来，要么来了永远不走。 　　时值酷暑，萨特和西蒙·波娃去气候宜人的哥本哈根度假。但是，头一天的生活使她想起了尾随萨特的那些灰暗岁月。走在海滩上。萨特沉默寡言，她也没多饶舌。她惊恐地问自己，他们俩是否缘分快尽，将成陌路？这些不祥的念头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天，才慢慢地消散了。 　　与萨特同赴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四国旅行归来，西蒙·波娃便马不停蹄飞往芝加哥。阿尔格雷已在瓦朋西亚路的一间房子里等了她4天了。阿尔格雷又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她只好向他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次分别时不比去年5月那样伤感，因为双方约定，西蒙·波娃将于来年春天重返芝加哥，两人一起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然后赴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作为期数月的旅行。 　　3. 法共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 　　法国曾因战败和维希投降政府而蒙受羞辱，作为重述这种自我羞辱的史诗，也作为人类极其需要束缚自身的象征，曾被称作令人失望的《自由之路》前三卷，其地位将在几年内节节升高。《芬克和韦格纳尔斯现代世界文学指南》称这部作品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作品之一”，《企鹅欧洲文学指南》说，“这几卷小说在传达人的选择的模棱两可方面是才华横溢的，因为它们想像出了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富饶、躯体的不知不觉中的神秘变化和城市风光的忧郁的诗意”。 　　1947年的秋天，存在主义狂热达到了高潮。多芬街上的“塔布”是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的夜总会。每逢星期六晚上，这家夜总会就人头攒动，财源亨通。作家、小女明星和大人物们推推搡搡地为自己寻得一席之地，倾听维昂弹钢琴或是欣赏新奥尔良式的爵士音乐唱片。年轻的朱利埃特·格雷科，这位来自草场圣日耳曼亚文化群的女歌手，一头黑发，嗓音沙哑，当她高唱维昂和穆卢吉的悲歌时，那魅力足以令男人们为之倾倒，让女人们也以为她们成了格列科。 　　萨特总共才到过“塔布”两次，但报上的闲话栏却说他是它的鼻祖。流亡归来的出版商皮埃尔·拉扎雷夫发誓，在接管《法兰西晚报》后，他将倾尽全力“击败存在主义”。可是，为了打倒萨特，拉扎雷夫将不得不谈萨特，自己在以报纸帮助萨特扩大名声，却又指鹿为马地责备萨特在追求名声。 　　萨特和加缪之间亦存在着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存在主义可以成为介乎两极分化的反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合理的选择。 　　由于各政党联盟在内阁中容纳了共产党人，安德烈·马尔罗担任了情报部长，因此戴高乐于1946年1月就已辞去了联盟首脑的职务。他满心希望这一举措会令举国为之惊恐，而将他召回来，然后由他来提出苛刻的条件。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期望的那样，他的被召回已是12年以后的事了。1947年4月，戴高乐曾建立了法国人民联盟，在它的领导人心目中，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国民能量的集结点。其成员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小商人和公务员，但该党骨干却持传统的中右意见，以至于自认为是戴高乐的左翼的马尔罗，也感到为难。一个月后，共产党就加入了反对派。 　　法国共产党人信奉“如果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就是反对我们”的观点，于是，萨特、西蒙·波娃以及“第三种选择”即存在主义者们自然就为他们所不容了。--传记作家A·马德森在《心心相印》里写道，--法国共产党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山姆大叔的代理人、诲淫的小说家和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鼻祖。扎斯拉夫斯基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抨击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令人作呕和腐败透顶的大杂烩，资产阶级舆论却企图让它冒充为最新颖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模式”。 　　萨特什么都忍受了。即便对话从眼下看来根本没有可能，他也无法设想左翼能没有共产党人的参加。时隔8年后的1955年，西蒙·波娃偕萨特去中国旅行期间，发现30年代后期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与自己的共产党朋友间发生的争执，竟与萨特遇到的情形惊人地相似！ 　　4. 她痛苦流泪时，他却拔腿跑了 　　陶乐赫丝不断给萨特写信，信中多是怨言。起先，她已答应在西蒙·波娃去美国与阿尔格雷出外旅行时，前来巴黎与萨特共同度过4个月。可在西蒙·波娃动身的前夕，陶乐赫丝又给萨特写信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决定不再见他了。 　　这使西蒙·波娃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渴望着与阿尔格雷见面，这位被她在《一代名流》中称为“亲爱的丈夫”的男人，的确令她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然而，陶乐赫丝不肯来陪伴萨特了，西蒙·波娃一方面极想回到阿尔格雷身边去，另一方面又想自己毕竟只同他生活过半个月，因而为他对自己的价值究竟有多大而进行掂量。 　　最后她决定在美国待2个月而不是4个月。不过，她没有写信告诉阿尔格雷她已改变了逗留时间的计划。在纽约中途停留时，她与斯蒂范和费尔南多·赫拉西一起过了一天，还出席了在布利克街新舞台进行的《毕恭毕敬的妓女》的第100场演出。她怀着复杂的感情度过了在芝加哥的最初24小时。阿尔格雷陪她先去看望一群毒品贩子，阿尔格雷告诉她，这些人的最大乐趣是同其他吸毒者一道交谈关于毒品注射的话题。后来又陪她去看一个小偷的妻子，这位小偷的妻子也在学习写作，每天眼泪汪汪地等着丈夫归来。 　　翌日一早，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乘火车赶往辛辛那提。碰巧这天辛辛那提正在过节，飞机和探照灯在空中打圈，两岸的篝火交相辉映。航行在辽阔的水乡土地上，尤其是当俄亥俄河汇入密西西比河后,它的夜景、它的月色比想象中更为迷人。 　　他们从新奥尔良飞往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参观了位于尤卡坦的玛雅人遗迹和危地马拉城中的印第安人茅舍。在乘长途公共汽车从墨西哥城前往莫雷利亚时，她终于唐突地对阿尔格雷说，她要在巴士底日即7月14日返回巴黎。本来，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与阿尔格雷相聚后，她就一直鼓不起勇气谈这桩事情。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讲这桩事情显得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困难。阿尔格雷听到她突然改变主意，日程压缩了一半，其懊恼和失望之情便可想而知了。 　　“噢，好啊。”他淡淡的答道。 　　在莫雷利亚，他不愿出去遛达，任凭西蒙·波娃一个人走街穿巷，逛集市买织品。当她开始盘算下一天的行程时，阿尔格雷打断她的思路，说他看够了印第安人，看够了集市，看够了墨西哥，他跑够了跑腻了不想跑了。她起初还以为他像以前那样随便发发脾气而已，渐渐她惴惴不安了。他总是甩开步子跑得很快，当她赶上他时也不同她搭腔。她痛苦地流泪时，他却拔腿跑了。 　　旅行中止了，他俩乘飞机回到纽约。在《一代名流》中，西蒙·波娃说是阿尔格雷背着她寄回一封信给他的编辑，要这位编辑发一封电报来，嘱他必须立即返纽约。 　　在纽约，正赶上令人终日大汗淋漓的热浪。阿尔格雷与她交谈时的神志不像过去那样了，她甚至不时感受到他对她的敌意。一天夜里，西蒙·波娃问他： 　　“你对我不如我对你那样体贴吧？” 　　“对，”他答道，“两者永远不会是一样的了。” 　　那天晚上，西蒙·波娃倚着窗户，望着寂静的天空，听着冷漠的市声，哭了一夜。 　　接下来的几天，西蒙·波娃实在被阿尔格雷的生硬、乖戾所刺伤了，她说： 　　“我可以明天就走。” 　　“不！”他突然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 　　她一下子明白了，她没有任何理由怨恨他，他是无辜的，错在她这一方。他是十分执著地全身心投入地爱着她，并且一心一意想娶她的呀！ 　　7月14日，她离他而去。归程中，当飞机一头航进茫茫黑夜，她失魂落魄，但是，通过这一段日子的相处，她发现双方的感情绝非是一种逢场作戏、过眼云烟式的消遣，也不是逃遁现实的一种手段。甚至，每一方都希望对方来同自己共同生活。 　　然而，即使没有萨特，她也决不会永远在芝加哥待下去，他也决不会来巴黎定居，为了写作，各自都需要扎根于祖国，扎根于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双方的生活早已定型，这两种生活也不可能互相嫁接了。 　　西蒙·波娃写道；“我清楚地知道我和萨特的关系是什么，不过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已确定无疑了，但即便是最切合实际的言辞，也难以表达这种关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遥远的距离使我和阿尔格雷陷入了‘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都没有’的境地中。一个人涉洋过海，一连几个星期与自己的生活一刀两断，为的不仅仅是追求那种‘伙伴般的感情’，它只会转变为狂热得多的举动。我并不为有这种举动而遗憾，它给我带来的收获远远超过它给我带来的损失。” 　　《美国纪行》这时刚由莫里伊恩出版，反响挺不错。萨特正在写作《心灵之死》和一部评述19世纪诗人斯特凡那·马拉梅的论著。两人正准备在7月底出国旅行时，陶乐赫丝冷不防地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无法忍受与萨特分开了，想来同他过一个月。在大洋彼岸，她抽抽搭搭哭了起来，叫人心酸酸的。萨特答应了她。不过，他们在法国南部度过的整整一个月中，他狠狠数落了她一顿，他已把自己当初的负疚之心“兑换”成了对她的任性的怨恨。 　　这时，轮到西蒙·波娃为缩短在美国的行期而遗憾了。她给阿尔格雷拍了一封电报，说可以再到芝加哥去一趟。他却回电说： 　　“别来，太忙。” 　　她的心被刺痛了--写作忙无疑只是一个借口。不过，她也如释重负。对她来说，这种聚散分合，这种拒绝和冲动应诺显得过多了。在萨特与陶乐赫丝外出的这个月中，她便待在巴黎写作，读书，会友。 　　5. “不是说我不爱你了，但你离得好远啊……” 　　9月，西蒙·波娃与萨特前往阿尔及利亚旅行、写作。回到巴黎后才见到阿尔格雷的一封封来信。信中告诉她：在一次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上，他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与她结婚，她还在考虑，在考虑成熟之前不想和他建立暧昧关系，后来，他们几乎不再约会了。他在信中向她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也许是步入不惑之年的缘故罢，他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女人，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孩子，并一起住在属于他的空间里-- 　　你不同。你有萨特，有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对思想的浓厚兴趣。你生活在法国文化界的中心，每天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满足。相比之下，芝加哥几乎如乌斯马尔一般远离一切。我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毫无例外地围着自己转，我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我告诉过你，你也明白我是被粘在这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写这个城市，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做这份工作。换言之，我已陷入我自己的陷阱里。……这位女孩帮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我周围的现实。去年，我还担心因为对你不忠诚而毁坏了一切。如今，我懂得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我懂得生命如朝露，生活太冷酷，我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中把一切温暖拒之门外。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谈到了同一话题-- 　　我想得到某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的心情，很大程度上是在这几个月中对我来说如此亲近，如此可爱的那个女人带给我的（那几个月虽然已告结束，但这种心情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她，也肯定有别人取而代之。这不是说，我已不爱你了，但你离我好远啊，到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相隔好久啊……我感到谈论我们早先的交往有点无聊。但我们只能这样无聊，因为你不会远离你的祖国来到芝加哥，我也不能去巴黎，因为我总要回到这儿，回到我的打字机旁，回到我的寂寞中，我总感到需要别的什么人来亲近我，因为你离得好远啊…… 　　复信中，西蒙·波娃简直无言以对。阿尔格雷讲的一切都很实在。但是她与他的关系真的要中止的话，她会一辈子感到苦恼、懊悔。在密西西比河，在危地马拉，他们在一起度过一个个多么令人终生难忘的良宵啊…… 　　幸而他的信又渐渐升温了，不时给她寄来剪报、资料和各种烟酒糖果。后来又写信说，他正在预订6月份开往巴黎的船票。她那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 第十章　　《第二性》 　　1. 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夹击 　　名声使得西蒙·波娃和萨特在咖啡馆中消磨时光变得很困难了。她租下拉比歇里街道一套带家具的公寓，与萨特一起开始在那儿度过黄昏。 　　萨特和他母亲安娜·玛丽住在一起。安娜·玛丽常常乐于替儿子寻求荣誉，她曾设想儿子的名声会体现在显赫的社交生活上，而她会十分接近这种社交活动的中心。她不赞成西蒙·波娃和自己的儿子的生活方式，但深深地爱着他们两个人。她常常指责他俩对她“隐瞒事实”。她感到最可叹的，是萨特的政治活动。 　　还在去年即1948年的8月至10月之间，萨特经受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和谴责。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一次共产党作家会议上，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称萨特是“拿笔的鬣狗”。10月30日，梵蒂冈圣职部将萨特的全部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一张官方的强行禁止罗马天主教会成员阅读的图书清单。 　　萨特加入革命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以后，为之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解决欧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铁托元帅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已与斯大林划清了界限。柏林封锁仍在继续。美国总统选举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进行。接连更替的法国政府不再自吹要实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任何许诺，并在印度支那和非洲日益采取高压手段。鲁塞对共产党人极尽冷嘲热讽、攻击谩骂，赢得很多人喝彩。基层群众希望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保持一致，可是，因为共产党人敌视革命民主联盟，鲁塞正在滑向右翼。1949年初，来自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卢卡奇对萨特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冬天，斯大林主义和反共主义都达到了新的高潮。在亚洲的中国，毛泽东摧枯拉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南京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人们在疑虑：美国会不会干涉？倘若美国把军队集中在远东，而哪怕是暂时放弃欧洲的话，俄国人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两强将在德国和法国直接对抗。…… 　　这便是本世纪40年代末叶的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动荡，喧嚣的多事之秋。 　　2. 人们以异样的目光阅读《第二性》 　　《第二性》的第一部出版了。 　　这时，《现代》杂志已连载完了第二部中的《性的引入》《同性恋者》和《母亲》这几章--第二部由伽里玛出版社在1949年11月出版。在一次为这本书取名的献计献策会上，萨特、小博斯特和西蒙·波娃从“他人”、“从属者”、“另一性”等名字的基础上，由小博斯特一锤定音，提议用“第二性”作为书名。 　　按照西蒙·波娃的说法、她写这本书纯属偶然。最初的想法只是谈谈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她意识到，要这样做，先得在总体上描述女性的地位。“开头我研究男子们通过他们的宇宙观、宗教、迷信、意识形态和文学，在女子身上编造的种种神话。我试图为在我眼中显得杂乱无章的图画理出一点头绪；不管怎么样，男子总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认为女子是客体，是‘另一类’。” 　　这个假设当然可以用历史环境来解释，但萨特建议她同时在生理方面给予一些必要的解释。于是，她一边埋头阅读大量的心理学和历史学著作；一边试图发掘埋藏在他们所作的阐述背后的确切的事实真相。在对历史学的研究中，她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解：她把妇女的历史同遗产史联系了起来，她发现遗产是男性至上的社会经济演变的一个副产品。 　　“我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来观察女性，”她写道，“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在年逾不惑之后，突然发现过去一直在鼻子底下，但你却熟视无睹的一片新天地，既让人惊异，又促人奋发。人们对那本书有一种误解，以为我否认男女之间有任何区别。恰恰相反，写作这本书使我越发意识到种种使男女分离的因素；我只是认为，这种种差异是文化的，而不是天然的区别。我开始着手系统地从童年一直到老年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过程；我估量这个世界赋予妇女以及拒绝赋予妇女的种种机会，估量她们的种种局限，她们的好运和坏运，她们的逃避和成就。” 　　这本动笔于1946年10月，完稿于1949年6月的大书，应归功于她的丰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她那训练有素的、高效率的工作习惯。 　　第一卷受到了广泛好评，头一周就卖出了2.2万册。第二卷销路也不错，但却使人们大为震惊。好些人称她“大胆”。 　　“你好大胆！”克劳汀·科内兹对她说道，羡慕中满是怜悯的口吻。 　　“大胆？”使用这样一种口气和这样一个词汇，西蒙·波娃感到吃惊。 　　“你会失去一批朋友！”有人这样警告她。 　　“随他们的便吧。”她自言自语道，“假如因此失去了他们，他们就不能算作朋友。” 　　如传记作家A·马德森所言，《第二性》实质上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妇女进行考察，它不是阐述妇女的本质，而是根据她的处境，尤其是根据她的经济地位，来解释她。妇女的奴役和解放，是经济依赖和经济独立的结果，这一观点始终如一地贯穿近700页的全书。西蒙·波娃最惊人的断言则是：妇女的奴役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得以进步，是以妇女为代价的。此书写成至今数十年了，西蒙·波娃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通过天然差异，明确地肯定他们的兄弟关系。” 　　然而，当时人们加给她的罪名可就多啦。 　　首当其冲是下流。书固然都是抢手货，但人们却以一双异样的眼睛来阅读它。并收到了顺口溜、书信、讽刺小品、忠告和劝诫等各式各样署名或匿名的东西。一封署名为“第一性中的几位活跃分子”的信中，嘲笑西蒙·波娃是什么得不到性满足啦，性欲冷淡啦，女同性恋者啦，男性阳具崇拜者啦，慕男狂患者啦，未婚母亲啦，等等。有人则说能给她治疗性欲冷淡症，有人则说能使她性欲降低，许多性欲狂躁者则将自己沉思的结果写给她，总之这些东西，在鞭挞、讨伐《第二性》的旗号下席卷而来。对此，西蒙·波娃不屑一顾。 　　但是，莫里亚克的态度却令她震惊了。他在写给《现代》杂志一位撰稿者的信中说：“你们杂志负责人的阴部对我来说不是秘密。” 　　当然，为她辩护的大有人在。 　　如此强烈、如此广泛的反响，真是始料未及，以至于令西蒙·波娃困惑不解。“在各拉丁语国家中，天主教鼓励男性的专横，甚至使这种专横变成性虐待。意大利的男子们倾向于把这种专横寓于狠亵之中，西班牙的男子们把它寓于狂妄之中，而惟有法国的男子们才把专横和卑鄙结合起来”。为什么西蒙·波娃这样估价法国男人呢？她是这样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的： 　　首先，因为法国男人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受到女性竞争的威胁，不再受到举国上下的风俗的维护，而坚持这种优越性依然存在的办法，只有靠贬低女人了。其次是因为人们把意大利男人而不是法国男人当作理想的情人，法国男人天下第一的神话正在被现实击碎。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解放了的妇女所持的批判态度伤害了男性同胞，使得他们怨恨满腹。 　　即以那些满腹经纶的评论家为例，他们总认为女子天生注定要比男子低级，布瓦德弗雷和尼米埃在《思想自由》上撰文批评《第二性》时，以极为蔑视的态度说西蒙·波娃曾是一个神经质的可怜女孩，受到压抑，经受挫折，为生活所骗，成年后是个泼妇，不正常地与人做爱，嫉妒成性，整日难受，在男人面前充满自卑，在女人面前悲愤欲绝。让·吉通则怀着基督徒的狂热感情写道，《第二性》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作者那“令人伤心”的生活的线索。阿尔芒·霍格则更为武断地认为：“由于她为自己是女人而自惭形秽，由于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禁锢在男子看来她应有的身份中，因此，她拒绝男子的眼光，也拒绝自己的身份。” 　　其实，平心而论，西蒙·波娃自以为她从小时候到成年，并不曾因为性别而成为自己的负担，她的许多男性朋友对她并没有性别歧视，而是将她看成一个拥有各种权利的人。这种好运使得她免除了许多女人所拥有的种种怨恨和苦闷。至于有人认为她在假装为女性辩护的时候，蓄意对女性进行诅咒，亦是无稽之谈。她只不过是理性地客观地剖析了她们因自身身份产生的种种缺陷，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她们的优点和美德。 　　“我对那么多女性怀有那么浓厚的感情，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因此，我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名誉女子’，以此背叛女性，而且，我也从未受到过她们冷眼的伤害啊”。西蒙·波娃这样感慨道。 　　右派对《第二性》只是一味地厌恶，罗马把它列为禁书，这些倒还不太意外；问题是极右派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非斯大林分子，还有朋友群中所持的态度，则令她懊恼和难过了。 　　尽管西蒙·波娃同共产党极左派的关系甚是糟糕，但是她的论著中把许多东西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她期待他们至少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然而他们却是满肚子刻薄与不屑。《行动》杂志针对她刊登了一篇莫名其妙的匿名文章，还配了一幅照片，照片上面，一个女子同一条猿紧紧拥抱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中的非斯大林分子也没给人多少安慰。朋友中，一位进步的学者还没把《第二性》读完，就把它掷到了地上。她的印象中，加缪则写了几句阴郁的话，责备她使法国男子们显得滑稽可笑--作为一个地中海人，他从小就有西班牙式的自豪感，允许女子取得平等的地位，不过，条件是女子在她们自己的、和男子分开的区域中不得越雷池一步。他曾爽快地向朋友们承认，在他看来，女子乃客体，他才是眼睛，才是意识，他讨厌被一个女人掂量、评价。他想象自己乐意的时候，给任何人恩赐快感；可是一旦有人对男人的这种能力提出疑问，则无异于把他们阉了。 　　当然，许多妇女也不同意她的见解。《第二性》使她们感到沮丧、对立、愤怒或害怕。但是，更多的妇女则从这部书中得到了帮助。她们从此懂得了：她们的种种困难并不意味着她们自身的卑贱，而是女性普遍性处境的反映。于是，这一发现帮助她们避免了自惭形秽，许多人从中汲取了同这种处境作斗争的力量。西蒙·波娃总结这段经历时感慨系之，她写道：自知之明并不保证带来幸福，但是只有有了自知之明才可能明确无疑地去追求幸福，才可能得到为此奋斗的勇气。一些精神病专家告诉她，他们把《第二性》推荐给女患者阅读，这些女患者不限于知识女性，也包括下层和中等阶层的妇女，包括女职员和女工。在各种年龄和各个行业的妇女写给西蒙·波娃的信中常常读到这样的话： 　　“你的书对我很有帮助，你的书挽救了我。” 　　距出版此书12年之后，她还继续收到，并且还在答复大量信件，作为一个作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欣慰，令她充满自信的呢？正因为这本帮助了妇女的书，赢得了妇女们的关注和感谢，所以，渐渐地，书不再是诽谤和担心的对象。在以后的10年中，男人们编造的种种神话纷纷破产；许多女作家后来居上，比西蒙·波娃更为大胆地把性当作她们惟一的写作题材，写作时她们最起码也把自己当作一个观察者，一个主体，一个意识，一个自由人了。 　　总之，《第二性》这部著作奠定了西蒙·波娃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是她第一个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女性作为与男性并存的“自然人”的地位？西蒙·波娃通过对现代女性的现有地位，对其在婚姻及母性义务中担当的角色一概提出疑问，认为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包括迄今公认为人之常理的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是有史以来对女性加以奴役的结果。她的一句名言是：“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女人一旦把自己摆到任何一个男人之下（哪怕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她就开始进入被奴役的状态。鉴于此，西蒙·波娃认为现代女性的出路是完全的独立，争取与男性完全一致的权利；要打破一切社会成见、习俗观念，以及自身的心理偏见。 　　她自己对此更是身体力行。她与萨特终生相随，但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义务和约束，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观念不啻是一种极大的冲击。所以，《第二性》在那些标榜传统道德的家庭中一直被视为禁书，而在西方的激进青年中却一直视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的末尾写道： 　　“我无法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情形作更好的叙述，一切在于男女能共同去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获得最高的胜利，而且通过他们不能达到平等的自然相异之处，去加强证实彼此的手足之亲。”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祝愿。 第十一章　　跨国之恋（下） 　　1. 萨特简直从未有过性妒忌方面的体验 　　就在出版《第二性》的同时，阿尔格雷从美国来了。 　　那天，西蒙·波娃穿上两年前在芝加哥穿过的那件白色外套，赶往火车站去接阿尔格雷。一路上，她便在自忖：这一回会如何相处？ 　　车已进站了。眼巴巴望着人流和列车，就是找不见他。等到车厢里的人都走完了，月台上空荡荡的了，还是不见他的影子。她只好慢慢往回走，几次三番回头看，但还是看不见他。也许要等下一班火车才到吧，她这样猜想。便决定先乘出租车回家，等下一班火车来时再来。 　　回到家中，因为心情烦躁，根本读不进书，只是一个劲的抽烟。突然，听到街上响起了一声美国口音，奔向窗前一看，一位男子拎着一件好大的行李正走进一家咖啡店。 　　是阿尔格雷！ 　　阿尔格雷来了！ 　　他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东西，有苏格兰威士忌酒、巧克力、书、照片，还有一件女子穿的家常花便衣。为了庆祝他的到来，米雪尔和鲍里斯·维昂举行了一次聚会，从朱利埃特·格雷科到勒内·居荣纳，人人都出席了。尤为重要的是，西蒙·波娃注意到，萨特和阿尔格雷相处融洽，萨特简直从未有过性妒忌方面的体验。大家谈了一会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久。“中国是那样神秘莫测，种种夸夸其谈的学说往往拉上中国作根据。人们惊愕地得知，毛泽东竟然会作诗词！他们不知道，在那个国家，每一名将领都是投笔从戎者；因为他们也是文人，所以，这些革命家身上都有着古代的聪明才智，它同无产阶级相结合，变成了某种神秘的、诱人的混合物。大家也传诵着田头教育、军队戏剧表演和妇女解放方面的优秀而真实的故事。”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 　　在“红玫瑰”，博斯特和阿尔格雷一同回忆起军队生活。奥尔加惊愕地睁大着眼睛，完全被阿尔格雷讲的一个个故事迷住了。当他一连两个小时讲他那些吸毒者和小偷朋友们的故事时，连西蒙·波娃也不能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西蒙·波娃陪伴阿尔格雷参观巴黎。他在海军陆战队当兵时就在巴黎住过两天，不过哪里也没去。这次，他们或者徒步，或者乘出租车或马车。他喜欢巴黎的街道、人群和市场、喜欢巴黎的食品、博若莱出产的葡萄酒和附近商店中的礼仪性交谈、喜欢听穆卢吉在“塔布”夜总会唱的歌，更喜欢伊夫·蒙唐在圣日耳曼俱乐部的演唱。 　　之后，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一同飞往罗马、突尼斯，还游历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回到巴黎，适逢美丽宜人的9月。“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比这一段时间过得更好，”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明年我将去芝加哥。在我与阿尔格雷道别时，我确信会见到他。” 　　2. 想做的事情总不会比人家对此的议论更糟糕吧 　　1950年1月，《现代》杂志报道了联合国有关苏联劳动营的争论，并发了一篇评论。评论由梅隆·庞蒂执笔。萨特和他共同署名，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加以评论。 　　萨特一直相信社会主义。几年以后他在《斯大林的幽灵》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是衡量其他一切运动的绝对的准则，因为受剥削者把剥削和阶级斗争当作他们自己的现实，当作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真相……这是人在创造自身过程中的运动；而其他的派别则相信，人早已被造就。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参照标准，任何政治活动都要接受它的衡量。 　　在萨特和西蒙·波娃看来，不管苏联发生了什么，苏联曾经是，而且还继续是社会主义的母土：革命者早已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尽管它的不同机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习气，尽管它的权力过于集中，尽管它犯下了各种错误，但苏联从未对它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有过动摇，它的政治制度也与那些旨在建立或维护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截然有别。还在“斯大林时代”，萨特就认定，“苏联的政权的确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社会主义是以要么从世界上消失、要么以血肉的代价求得生存这样的现实命运为特征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同种种矛盾妥协等于下地狱”。 　　尽管萨特在根本上支持苏联，但他拒绝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至于发表在《现代》上的评论苏联劳动营的文章，几乎使所有各方都甚为不满。 　　春天，西蒙·波娃同萨特赴黑非洲，从阿尔及利亚到霍加尔，再到古莱阿、加奥、廷巴克图、巴马科，最后到象牙海岸，作了一次“政治性旅行”，欲与非洲民主联盟联络，以便在《现代》上发表有关黑非洲的真相的文章。 　　这一目的没能如愿以偿，倒是旅途中有几桩事情值得一记： 　　他们在塔曼拉塞特度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上，萨特上床睡去了。西蒙·波娃则留下来，与旅店老板及两位汽车司机说笑话。他们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时。她只觉得那些故事都很逗，而不在乎他们言辞的粗俗。包括店主在内，几个人轮流做东买吃买喝，前后一共转了几个来回。大约3点钟。西蒙·波娃回去上床，忍不住还在笑。突然，听到有人打开了她的门，原来是店主，走过来低声向她提出非分的要求。被她拒绝后，翌日一早，满面笑容地递给她一篮桔子，以此封她的嘴。几天以后，《周末晚报》上刊发了关于这次狂饮的报道，文章说西蒙·波娃的粗话使汽车司机都为之脸红。为体现真实性，文章还引用了几句从她嘴中滑出的话。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她心里很不好受，因为往她身上泼污，便同时也是往萨特身上泼污，她责备自己不该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她的生性决定了她不是那种随时随地小心翼翼，说每句话都要几番斟酌，喝每杯酒都要留有余量的人。另外，好在萨特并不在意，他对西蒙·波娃说： 　　“我俩有一个优越性，那就是，都能做任何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它总不会比人家对此的议论更糟糕吧。” 　　此外，空军司令官C.与他的女友“珠珠”亦值得一记。“珠珠”年轻貌美，思想活跃，这位空军司令官对她的聪明、修养和勇气的爱慕，甚至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司令官本来并不怎么想见他俩，只因为“珠珠”博览群书，她要他来同萨特和西蒙·波娃聊聊，于是司令官言听计从，热忱地接待了他们俩。正在酪饮爱情琼浆的人们，因为在相爱之中而格外对人普施爱心。司令官与他的情人承认：本来以为碰上的是两个魔鬼，而不是人。由于改变了对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看法，他们受到了别人的指责，但是，指责使得他们和萨特两人的关系更密切了。 　　3. 不远万里见面之后，他突然说不再爱她了 　　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 　　西蒙·波娃正准备启程去芝加哥与阿尔格雷相聚两个月，在世界大战仿佛一触即发的局势下，她着实犹豫了一番--尽管她渴望见到阿尔格雷，尽管她不愿再让他失望一次。 　　萨特显得冷静多了。他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并把道理讲给她听，鼓动她不改变计划。其实，萨特自从1949年与陶乐赫丝去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作了一番旅行和访问回来，就与陶乐赫丝的关系失谐，陶乐赫丝不顾萨特反对，来到巴黎生活，他们吵架后最终分手了。想到萨特在个人问题上遇到麻烦，仍是如此善解人意，西蒙·波娃心中平添一份感动和柔情。 　　西蒙·波娃真的走了。然而，满心的焦虑不安，使得她到达美国时仍然没能摆脱悲伤的阴影。开头几天在芝加哥的情形，与《一代名流》中安娜和刘易斯最后一次相逢时十分相似。整整一年里，阿尔格雷的信总是那么热烈、亲切，可是见面后，他突然之间对西蒙·波娃说：“我不再爱你了。”接下来补充道：“不过，我们还可以过一个美妙的夏天。” 　　炎热的天气加上阿尔格雷的态度，使她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上街去走走，可街上的人充满对法国女人的敌意。在美国酒吧间，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哭鼻子，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直到有位朋友驾车送他俩去米勒，时间的流动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近午时分，他们常常划一只小船，渡过小湖，在烫足的河丘上爬上爬下，然后，来到密歇根湖畔，湖水浩荡，浪涛拍岸，一望无际的沙滩上常常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白色鸟儿撑着长腿，在沙砾间觅食。置身于如诗如画的天地中，西蒙·波娃忍不住一个人去水中嬉戏。她不会游水，总是小心翼翼地惟恐双腿踩空。一天，她试着浮起身子划水，当停脚直立时，却踩不到湖底了。她大惊失色，连呼阿尔格雷救命，他却只是在老远的地方冲她微笑。等到她人往下沉，咕噜咕噜地呛了几口水，他才急了起来。把她拉上岸后，他说他当时也吓坏了，因为他的游泳技术实在十分勉强。有趣的是，这一惊一吓倒使他们一下子融入欢愉的气氛中，已逝爱情中的所有阴影顷刻消除殆尽了。 　　一个月后，丽丝来到米勒。西蒙·波娃和她还是在1947年重逢过一次。丽丝的生活过得不太美满。当初奔爱情而来到美国，当然也为了能吃饱肚皮。现在肚皮早已能吃饱了，可爱情之树已经枯萎，她正准备离婚。她感谢美国接纳了她，但又怀念在巴黎所熟悉的人情、文化方面的氛围。如阿尔格雷所发现的，她性格中有着某种冷冰冰的东西。她一方面倔傲不驯，一方面又轻易入迷，这使她孤立于众人之外。 　　为了丽丝，也为了丽丝不再在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之间掺乎--他们俩眼下的关系趋于紧张，当以没有旁人为好。而丽丝声称要在这里逗留两个星期。--征得阿尔格雷同意，西蒙·波娃陪丽丝去芝加哥待了二三天，然后独自一人回到米勒。 　　晚秋的天气晴朗温暖，她绕湖信步，心中一片混沌。早在几个月前，阿尔格雷来信告诉她。他在好莱坞与前妻重逢，并想复婚。一听到这个消息，她便产生了一种绝望感。然而，一个月前她又风风火火赶来了美国。有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袭上心头，她随即扑倒在草地上或是沙滩上。 　　“完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回到芝加哥后，在那儿小留数日。为了使两个人不至于过于尴尬，最后一个下午，他们去看赛马。阿尔格雷把现钞输得一文不剩。为了能吃一顿饭，他打电话叫来一个朋友。两人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上了开往机场的出租汽车才分手。阿尔格雷对此仿佛毫不介意。 　　西蒙·波娃心里想：“我将再也见不到他了……” 　　4. “黑云压城”之下感到无路可走 　　萨特的预言已成为现实。美国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法国。法国当局正在接受建立一个由美国人支持的欧洲的设想，并保证为此而奋斗。与此同时，人们还在议论俄国人的入侵。在美国军队越过北纬36度线之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北朝鲜、美国空军轰炸平壤、美国宣布全国总动员已不可避免之后，如果战争爆发，苏联红军便会入侵欧洲，这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天，加缪问萨特：“你有没有想过，当俄国人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遭遇？”随即深情地补充一句：“你千万别留下！” 　　“那你准备走吗？”萨特反问道。 　　“噢，我吗，”加缪说，“会干德国人占领期间所干的勾当。” 　　萨特没说什么，只提出一个反对意见，说他永远不能忍受与无产阶级对立。加缪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能让无产阶级成为一种不可捉摸的名词儿。” 　　相处多年的挚友，已感到双方有了很大的隔阂。不过，加缪还是真心实意地劝萨特： 　　“你非走不可。如果你留下来，他们不但会夺去你的生命，而且还会夺去你的荣誉。他们会把你拉到一个集中营，你会随即丧命。然后，他们说，你还活着。他们会用你的名字劝说人们屈服、退让、叛变，让人们信以为真。” 　　这些话确实把西蒙·波娃震住了。也许，只要萨特保持沉默，俄国人会把他放在一旁不管，但是，萨特的个性使得他对有些事不可能不闻不问，而斯大林对待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作法已众所周知。但萨特无论如何不肯流亡。 　　西蒙·波娃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美国方面寡廉鲜耻，苏联方面又这么偏激狂热，真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萨特既无法接受法共把他视为敌人的态度，又从来不相信俄国真的会占领法国。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备战情况并没有引起我多少惊慌，对我来说，它们不过是党派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他们把事情推到所能达到的极端，因此告诉每个人必须作出抉择，并且揭示这样作出的抉择的后果……在这种阴暗幻觉的包围中，我感到无路可走了。” 　　正如阿隆后来所说的，加缪和萨特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渴望诚实，都拒绝错觉和虚饰，都正视世界，也都不在乎苦乐。可是，在政治上他们间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在加缪看来，政治活动是浪费时间；而萨特却认为文学创作正在变成为浪费时间。加缪渴望使文学摆脱眼前的政治“狂热”，也渴望使自己摆脱“争端”。另一方面，萨特正在进入他的最具政治性的时期，即“告别文学”的时期。 　　作为哲学论战，加缪和萨特的争论对现代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它着力对付的是“历史性”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取代了对人类时间范围和人类方向的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解释。在回顾这场论战时，A·马德森在《心心相印》中写道：“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拒绝把人类的未来看作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反而授予政党、国家或个人以解决人类命运的固有矛盾的任务。谁能想象历史的终结？怎么能把最终目标归结成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的学说？是什么使我们的个人生活与人类历史有共同点？加缪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也无法使我们摆脱对宇宙的荒谬的忧虑，甚至于怀疑历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方向’。萨特则这样反驳‘询问历史是否有方向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知道历史的目的，而在于赋予它以目的’。” 　　5. 她懊恼“将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肉体温暖着睡觉了” 　　阿尔格雷就要同前妻复婚了。 　　1951年10月，西蒙·波娃与阿尔格雷共度一个月的最后几天，她一个人常常在沙丘与湖水之间徘徊。当她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他，见不到这座房子，见不到这个湖泊，见不到这片百鸟云集的沙滩的时候，便方寸顿乱，痛苦不堪。回到巴黎后她给阿尔格雷回信说：“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完结了？” 　　阿尔格雷回信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而她又不属于你，她把其他事、其他人置于你之上，而且你又没有占据首位的可能，那么，难道你能忍受这种局面？我丝毫不为我们的交往遗憾，但是，我如今需要另一种生活，我需要有属于我自己的女人，属于我自己的房子……三年之前，我开始意识到你的生命属于巴黎，属于萨特，当时我大为失望。如今，这种失望已成为过去，时间把它冲淡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生命从你那里拉走。我的生命对你来说十分重要，但我不喜欢我的生命属于一个相隔那么远，一年又只能见几个星期的人……到此为止吧。”最后一句话他这么写道。 　　西蒙·波娃无言以对。结局只能是这样。西蒙·波娃和萨特不论各自爱上其他什么人，这些人都不可能占据首位。既然关于芝加哥的记忆即将埋葬，她便不再去想同阿尔格雷在一起时的种种欢乐。在她看来，她的年龄和生活环境已不允许她去寻找新的爱情了，但内心深处极不愿屈服于这种生理方面的冷淡。当她意识到“将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肉体温暖着睡觉了”时，顿觉丧气不已。“在镜子中，我的脸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在我身后，灿烂的往事并未远去，漫长的岁月正在我眼前展开。但是，在这岁月中，往事的光辉不会重新闪耀。它永远不会重新闪耀。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条界线的另一侧，但我什么时候也没有跨过这条线呀！” 第十二章　　中年的浪漫 　　1. 她感到有人正从身边把他偷走 　　同往常一样，萨特总是给西蒙·波娃排忧解难。但是她隐隐约约觉得，什么时候起，他似乎离她远了。 　　虽然成功没有使他变成另一个人，但为了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而创造的那种气氛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他们间的联系。他不再去当初为两人酷爱的咖啡馆了。也没有陪她去奥隆的雪道上遛达。由于环境与时势的力量，当初默默无闻的终身伴侣，如今双双成了知名人士，她却甚至感到：有人正从她身边把他偷走…… 　　“唉，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无名诗人呢！”她常这样对他感叹。 　　他变得激进了，这既是冷战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需要。看着他为了反思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发展自己的思想，而耗尽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她不禁分外怀念他当年的漫不经心，怀念他们俩总有很多时间待在一起的岁月。 　　“情况跟过去不一样啊”，可是，她多么想永远像过去一样啊，就这么几个字便足已使她忐忑不安了。在《一代名流》中，她借女主人公之口吐出了她当时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因为我感受不到快乐，所以我不快乐。”当然，她还自言自语补上一句：“有人比我更不快乐。”这正是当时她之心境的真实写照。 　　后来，在影片《萨特自述》中有一段对话这样写道-- 　　康塔特：在西蒙·波娃的《回忆录》中，她记述说：大约1951年-1952年前后，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无忧无虑，而且很少外出。 　　西蒙·波娃：是的，因为他意识到仍然不得不对他在其他一些时期所提到的人物给予一些注意，那虽非他自己，但那仍然拖着他随波逐流，他开始认识到不能再在咖啡馆里闲荡了，或者不能为所欲为、信口开河了。同样，他被迫雇用一个秘书帮助他答复信件，同时把他需要看和不需要看的信分门别类。总之，萨特相当缓慢地逐步认识到，他不能再过一种毫无规律的生活了，不能再像一片树叶一样随波逐流了。这是逐渐认识到的，如果把他和加缪相比，加缪在一成名时，就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突出的形象，他很快就开始拒绝新闻记者的或者别的希望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的人们的访问。萨特认识得晚，但他确实还是认识到这种状况不能再照旧继续下去，他不能再随便答应与人会晤，或者随便接见来访，或者亲自答复任何信件。他使他的生活有了一种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损失--损失了他一直具有的实实在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这种损失也是必要的。同时这个变化也决未引起他心理上的变化。 　　萨特：正是那时，苏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恐怖之中。 　　西蒙·波娃：是的，的确如此。 　　萨特：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所感觉，我觉得如果俄国人占领了法国，那么，我所能有的最好希望就是进集中营。这种感觉也是当时使我踌躇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当时一直是苏联作家的头号敌人；就是在我被法德威称为“残酷的文人”前不久，我产生了那种感觉，后来此人自杀了（原因当然不是因为给了我那个称号）。然而，另外，我也不想去美洲…… 　　西蒙·波娃：你也不想自杀。 　　萨特：说得对。我当时没打算自杀，尽管那些日子里有人建议我自杀。 　　西蒙·波娃：我想那一定是加缪的老婆，她经常对你说：“萨特，我真希望你去自杀。” 　　2. 一个小她17岁的英俊青年与她相爱了 　　就在时局恶化，与阿尔格雷关系结束所留下的空虚感使得西蒙·波娃感到害怕的日子里，一个名叫朗兹曼的27岁的英俊青年闯进了她的生活。 　　克劳德·朗兹曼和马塞尔·佩珠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起加入《现代》编辑部的。犹太人朗兹曼是一个工人家庭的长子，在克莱蒙费朗度过幸福的童年，13岁时才遇到反犹太主义，19岁时加入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组织“马基”。战后他成了一个超级犹太人，每当有人唤起他对大屠杀的回忆，他就会气愤得直流眼泪；而一旦得知某位名流是犹太人时，就会得意地露出笑意。在编辑部，朗兹曼总是用十分唐突的语气说出极端的话来，他那纯粹是挖苦人的幽默和毫无节制的作为极大地活跃了会议气氛，他和佩珠帮助萨特使《现代》更具政治色彩了。 　　精力旺盛的朗兹曼，是众多女子心目中富有吸引力的那种男人。1952年12月，在荷兰旅行期间，西蒙·波娃和他双双坠入情网，这时离西蒙·波娃的44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在荷兰，他们沿着冰封的沟渠散步，或是坐在挂着门帘的酒莱馆里边呷酒边交谈。爱情从来没有上帝，因为爱情就是她自身的上帝。爱情藐视门第、身份、长相、知识、地域、民族等等方面的差异，自然也藐视年龄上的差异。西蒙·波娃非常清楚朗兹曼属于另一代人，但他的确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她恢复了目的意识，使她重新拥有了喜怒哀乐。她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诱惑，这种机会；或者说，她心底里一直在企盼着这样一种罗曼蒂克的艳遇！她后来写道：“他的青春年少注定我只能在他的生活中有如昙花一现；在我自己看来，这也成了我不能把全部身心交给他的理由。”但是，她将充分享受现在，在享受现在的时候不去想那些尚未来临的事情。 　　她与朗兹曼相爱并同居。1953年-1954年，先后与朗兹曼去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阿尔及尔、西班牙等地旅行。其间，她每年要和萨特一起作几次长途旅行。她不愿放弃这个习惯，但又担心一连几个月见不到朗兹曼，因此，三人商定，在外出度假中途的某个时候，朗兹曼和他们一起待三两个星期。因为萨特不似西蒙·波娃，从来不知道妒忌，所以这一次与朗兹曼组成的“三重奏”比起当初与奥尔加组成的“三重奏”来，显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朗兹曼使她摆脱了中年的苦闷，并给她输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青春使她不再受年龄的困扰。有几回，朗兹曼见西蒙·波娃在为自己的年龄担忧，便显得惊恐不安，这无异于将一个指令输入她身体的每块肌肉和每根神经--决不能向这种忧虑让步，把他拖进这种为年龄衰老而忧心忡忡之中显然是不明智的，……令人忌讳的。 　　他们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的职业是负责法国新闻社电讯稿的改写工作，余下的时间则为《现代》撰稿和从事个人写作。每天上午，他们在她的位于拉比歇里街的小房间中并肩工作，他在写一本有关以色列的书，而她则在奋笔写作《一代名流》。 　　3. 扛鼎之作《一代名流》问世 　　历时4年的长篇小说《一代名流》，1954年10月出版了。这部旨在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认为“说真话”和“干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作品，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是年12月即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1944年圣诞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聚集在亨利与波尔同居的公寓里，举杯欢庆法西斯的覆灭。和平即将来临，在正义和幸福接踵而至的时刻，每个人面临着新的选择。 　　大家向何处去？ 　　法国应该向何处去？ 　　在他们中间，罗伯特与亨利一样，都是著名作家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是法国文化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还年轻，他决心与旧日的一切告别，动手写作一些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小说。而他的妻子波尔依恋的是沦陷时期那一段无所作为、关门闭户的孤独生活。亨利准备与波尔分手，为了向分手过渡，他决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请，动身去那里采访旅行。与他同行的是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葡萄牙之行使他大开眼界，明白了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开始。他谴责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年过六旬的罗伯特，憧憬一个“统一的欧洲，左派的欧洲”，认为法国“应该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实现人民阵线政府”，还认为在苏联和美国这二强之间法国应该靠拢前者，摆脱美国的奴役。他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新的左派运动，奉行独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线。《希望报》是亨利在沦陷时期创立的一张反法西斯的报纸，享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因而，罗伯特提议亨利将其主持的这张报纸纳入运动之内，以促使运动蓬勃发展。 　　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学上曾是罗伯特的学生，在生活上是罗伯特的挚友，在政治上是罗伯特的知己。尽管他崇尚思想独立、厌恶任何帮派控制，但他和罗伯特一样信仰社会主义。几经踌躇后，他接受了罗伯特的建议。 　　罗伯特的妻子安娜热爱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女儿娜第纳自从被德寇夺去爱人后，对人生丧失信念，变得性格乖戾、放任形骸、自暴自弃。安娜也在寻觅存在的意义，抗战的胜利远未抚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头创伤。她还年轻，还有别的追求……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成员复杂，他和亨利周围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纷纷转化，有的更为激进，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拢。 　　《希望报》被右派咒为“共产党的尾巴”，被共产党斥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在左右夹击下，发行量剧降，财政上濒临破产。这时候，富商特拉利尤露出了右派面目，他以拒绝资助为要挟，要求《希望报》向右转向。亨利虽然顶住了转向的压力，可是为了保存《希望报》，只得让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挤入报社。亏得朋友朗贝尔买下关键性的五分之一的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对报纸的控制。 　　安娜在丈夫的鼓励下，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学会在那里举办的1945年年会。在芝加哥无意中结识了一位美国的左翼作家刘易斯。两人一见钟情。热烈的爱情使安娜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意趣。可她终究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业。她计划实行一种“双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欧美大陆间来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国的爱情，又不失去法国这头的家庭。当亨利与波尔彻底决裂，波尔饮恨自尽时，被安娜救离险境。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戴高乐派呼声日增，苏联作出了激烈反应，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罗伯特与亨利站在苏联一边。可是，苏联的逃亡者带出来确凿文件和资料，揭露苏联内部存在“劳动营”的奴役制度；左派内部因之掀起轩然大波。罗伯特认为，谴责苏联制度的缺陷有损于左派的事业，他决定“绝对不做损害苏联的事情”；亨利认为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替它隐瞒黑暗，作为作家，他有责任阐述历史真实。两人的分歧形成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周围施加种种压力。亨利终于决定公开抨击苏联。罗伯特与亨利决裂。亨利被左派运动开除。法共舆论对亨利穷追猛击。 　　其实，要是由亨利在苏、美之间作一选择，他还是会选择前者，可共产党人称他是帝国主义的奸细。罗伯特对建立共产主义心驰神往，可他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法国知识界的一代名流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终于解体了，他的中左社会主义理想亦告破灭。亨利呢，由于朗贝尔的倒戈，他最终被挤出了自己手创的《希望报》。罗伯特慨叹：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 　　亨利深感人心冷漠，世事叵测。他受到美丽的庸俗的若瑟特勾引，把她捧成明星，让她演出自己写的剧本。他甚至为若瑟特母女出庭作证，帮助她们洗刷沦陷时期的丑行。他做此事并非毫无遗憾，却未感受良心责备，他说：“在这种时代，良心毫无用处。” 　　安娜与刘易斯的热恋在一年后告终。当她第三次横渡大洋时，发现刘易斯已丧失了对她的爱情：“双重生活”看来难以为继。安娜的幻梦破灭了，又一次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服毒自尽，打算了却此生。可是罗伯特他们没让她死去。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罗伯特和亨利并未改变信念，他们依然期望实现人类正义，期望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失意，共同的情操，使两个朋友言归于好。他们互述思想，讨论着未来的行动。 　　亨利与娜第纳结婚，有了一个女儿。 　　安娜想道：“我一定会重新受到召唤。也许，有一天，我又会重新幸福。谁知道呢？” 　　4. “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小说问世后，人们便议论安娜是她自己，罗伯特是萨特，亨利是加缪，刘易斯是阿尔格雷，惟有波尔那位越来越神经过敏的女子没有实际“原型”，西蒙·波娃的几个朋友都在这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云云。 　　对此，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里作了具体的描绘和解释-- 　　关于安娜。“的确，她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的女子。我让她带有我的兴趣，我的感情，我的反应和我的回忆。我还常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但是，她缺乏我的欲望，也没有我的韧劲，更重要的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职业赋予我的那种自主性她没有，她与一个比自己年长20岁的男子的关系几乎像一个女儿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夫妇间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过着一种‘从属’存在的‘相对’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经历的负面：害怕死亡，恐惧虚无，耻于健忘，以及对世界多样化的不知所措和对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乐、行动的愉快，写作的乐趣，所有这些都写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样与我相似，或许，是他更像我”。 　　至于亨利，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西蒙·波娃辩解道，他虽与现实中的加缪一样年轻，长着黑发，办了张报纸，是个作家，但加缪仇恨共产主义，这一点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说明他与亨利的差异。“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亨利所拥有的只是从我身上移植过去的感情和思想”。 　　还有，萨特是否就是罗伯特？回答是：非也。关心世界，迷恋工作这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除此以外，罗伯特的年龄、感情冷漠、独断专行、悲观沉默等等，都与萨特相去甚远。此外，在对待苏联劳动营事件的处理，与加缪最终反目的原因，加缪离开报社的原因，左派组织的兴衰等重大情节的描写上，与生活的原貌亦大相径庭。因为“从记忆中挖出的全部素材都经过了一番折射、掺和、解释、充实、锻造、移植、扭曲，有时，它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经过了一番再造”。她再三提醒人们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谈这本书，既不要认为它是一本自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部报告文学，总之，不要把它看作某种真人真事的再现。 　　诚然，她的确试图塑造一组以1944年的法国为大背景的知识分子群像。“写这部小说的欲望之所以这样不可遏止，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在那里，我每发出一个声音，都有机会从许多人的心底听到回声”。 　　她描写了战后的某几种生活方式，却并没有给折磨主人公的诸多问题提出答案。她不想重蹈“主题小说”的旧辙。小说中回荡的主旋律之一是“重复”，即：为真正占有某物，一个人得先失去它，然后再把它找回。如亨利和罗伯特最后重归旧好，同时重新迷恋文学，投身政治，即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是，在这出发点和终点之间，他们曾万念俱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乐观主义，不再像旧日那样热情地坚信某些东西。强烈的择优意识武装了他们。 　　这部历时四载写成的小说，意外地获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共产党报刊的一致称颂。萨特称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法国文学选集》称这部作品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通过将存在主义作家--受尊敬的和不存戒备的--与中国的达官贵人相比较，表明了存在主义的结局”。为了庆祝，他们在米雪儿家中举行了一次午餐，在那儿，萨特送了一套龚古尔兄弟的传记给西蒙·波娃。 　　令人气愤和觉得可笑的是，有些人仍在坚持西蒙·波娃父亲50年前所持有的旧观点：“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他们总以为西蒙·波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给注入她的头脑的。西蒙·波娃的书是萨特写的，是萨特使她成为作家的。在她被授予龚古尔奖的第二天，就有人善意地提醒她：“如果接受采访的话，你必须解释清楚《一代名流》确实是你写的，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事实上，从这部小说写作伊始，萨特就十分关注，预计将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在阅读手稿时也曾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一如西蒙·波娃读萨特作品手稿时提出修改意见时那样。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萨特把她的两份手稿带给布里斯·帕兰，其中的一份被还了回来。 　　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了。 　　西蒙·波娃在年轻时就培养自己不去介意公众舆论，以后，又得到了萨特及其保护她的牢固友谊。虽然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一些冲她而来的谣言和目光。社会总是十分热衷于维护一种旧观念，认为女人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只能是有权势的男性的附属品。西蒙·波娃为此感慨道，在法国，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是个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用作痛击你的棍子。你若是个妙龄女郎，人们会挤眉弄眼奉承你；你若是上了年纪的大姐，人们会向你鞠躬致敬；但你若是刚刚褪去青春年华，又未达到受人尊敬的年龄，却胆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譬如女人不是天生就有许多品行方面的缺陷的之类，那么，一切指责便接踵而来了。 　　西蒙·波娃写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怏泱不乐中去睡觉。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言谈之中得到的兴致丝毫未减。一位女友曾评论说，我们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彼此的谈话（见玛丽·罗莎·奥里弗对一家阿根廷报纸发表的谈话）。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然而我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修正或者肯定。我们从相同的地方获得记忆、知识和印象，我们在同一个范围内以同样的手段、在同样的原则指导下尝试着把握世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中的一个说前半句话，另一个人就能说出后半句；如果有人问我们俩同一个问题，他会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个字眼、某种感觉、某层阴影的刺激下，我们俩会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感触--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联想，而这些，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此，我们对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写到某些东西，已不再惊诧了。最近，我读到萨特在1952年时记下的一些随想，虽然我至今才读到它，但其中一些段落却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我10年后写的回忆录之中；虽然我们的性格、爱好以及最初的抉择截然不同，我们的文风从总体上看也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些段落看起来却如出一辙。 　　惟其如此，有些人便指责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同在《第二性》中阐述的道德观点相矛盾：作者西蒙·波娃认为女人应该独立于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西蒙·波娃却从不是寂寂一人。其实，“独立于世”与“寂寂一人”并非是矛盾的对立体，更不是同义词。 　　萨特对西蒙·波娃富有思想、富于表现力是极为欣赏的。10年后即1964年，年届花甲的萨特在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资印证： 　　我认为她是漂亮的。我始终认为她是漂亮的，尽管当我初次遇到她时她戴着一顶难看的小帽子。我决计要结识她，就因为她漂亮，她曾经有，并且至今仍赋有那深深地吸引着我的面容。惊人的是，西蒙·波娃竟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简言之，我在她身上发现了我可能需要的一切。 　　此外，在1965年的一次私下采访中，萨特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一切应归功于她。当然，即使她不存在，我也会写作，因为我有写作的愿望；可是，我对她的完全信任始终给我以十足的安全感，……我总是把手稿给她看。每当她对手稿提出批评时，起先我会气恼异常，对她大肆谩骂，然后我总是接受她的意见。这不是修养问题，而是因为我看到，她的批评总是中肯的。这些意见不是根据表面现象作出的，而是绝对理解我想做的事，同时又带有我完全不可能具有的客观性。 　　诚然，萨特善于创造新思想，无论在哲学还是在政治方面，新的观点总是由他提出的。“如果我拒绝承认这种特定的优势在他一边，那么，我实际上就背弃了自由；结果，我会成为一个具有蓄意的挑战态度和不诚实的囚犯。这种不诚实同时也是男女之争的必然结果，与知识分子的正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西蒙·波娃认为--她从来不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卸给萨特，因而她的独立性从未受到过威胁，她从不盲目地赞同任何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决定，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断而确定是否接受。她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她自主地作出大量决定，进行无数探索，付出不懈努力。正如她帮助过他一样，他也帮助过她，两人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依相携、互助互爱的终生伴侣式的关系，而绝非她以他为媒介而生活而生存的附庸性质。 　　她不喜欢引人注目。她从未上过电视屏幕，从未在广播中谈论过自己，也几乎没有接待过记者。到《一代名流》获龚古尔奖时为止，她已好些年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也不再去咖啡馆了，连去剧院参与“巴黎人”的消遣活动也尽量避免。但她希望在接受龚古尔奖的同时，把她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影响。 　　生活在继续。西蒙·波娃身为一位知名作家，她看重对生活的享用，对她来说，精神追求和肉体愉悦同样不可或缺。朗兹曼那里，她在充分利用重新找到的青春，享受迎面而来的每一个瞬间。 第十三章　　苏联·中国 　　1. 在莫斯科，最大的遭罪是赴宴吃饭 　　1955年夏天，气候宜人。西蒙·波娃和朗兹曼来到塞通斯湖畔的一家大饭店。他们随身带了不少书，然而，事实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游览上。他们驾车爬山越岭，游览城堡和参观教堂、修道院。在明丽的阳光照耀下，小山丘上金雀花盛开，满眼一片金黄。 　　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到巴黎，在楼下的信箱中发现了博斯特留下的一张纸条： 　　“见条赶紧来见我。” 　　当时便猜想是萨特出了什么事。一询问，果然。西蒙·波娃顿时慌了神，博斯特也很着急。萨特究竟生了什么病？与博斯特一道去找到科。科告诉她，这消息是爱伦堡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德·阿斯蒂埃，再告诉他的。德·阿斯蒂埃说是与高血压有关的病，情况并不严重。 　　她还是不放心，她早知道萨特的血压高，他是不是患了心脏病？接通莫斯科的电话后，听到了萨特的声音。 　　“你怎么样？”她焦急地问。 　　“很好，多谢。”他以客气的口吻答道。 　　萨特是应俄国作家的邀请，5月去莫斯科访问的。这时，他已超负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他患了高血压病。医生要他到乡间好好休养一阵，但他只服了几片药。就在出发的前几天，因为要忙一些事情，几乎没睡一个囫囵觉。去莫斯科途中，他还要去柏林参加一个和平运动方面的会议，只有在飞机上准备会议发言了。如此重的负担，她一直为他担心。果然，这次他承认是高血压病突发，但已过去了，他将返回巴黎。 　　挂上电话后，西蒙·波娃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警告，使她突然意识到，同其他人一样，萨特也随身带着自己的死神。在这以前，她还一直没有来得及正视这个问题。现在这么一想，即使没有她的参与，萨特终有一天将在世界上消失，与她在世或者不在世都毫无关系，与她早他而死或者晚他而死也都没有牵连。迟早有一天萨特将走向死亡，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客观规律。 　　萨特从莫斯科返回巴黎后，她才从萨特口里得知，这次旅行可把他累坏了，每天清晨到第二天黎明，他都不停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最大的遭罪是吃饭。好几次，他不得不像在西蒙诺夫别墅里那样露一手。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位壮得如三匹马的工程师提出要同他比赛喝伏特加。喝罢酒，那位挑战者瘫倒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萨特获得了大胜。他拼命支撑着自己走到了座位上，不过，他也马上酣然大睡。一觉醒来，他才感到自己不行了。于是要求译员，等到莫斯科以后安排一天时间休息。然而一走出机场，就听到机场大厅的高音喇叭里喊着他的名字，原来是西蒙诺夫邀他去吃午饭。于是，葡萄酒又是哗哗而流；于是，他便病倒了。 　　回到巴黎后稍事逗留，就由米雪尔陪同一道去意大利，一边休养，一边开始写自传。萨特觉得米雪尔性情活泼，又相当含蓄，举止谨慎，十分妩媚迷人。因为她总不首先考虑自己，所以没有人不喜欢她，包括西蒙·波娃在内。 　　2. 为捍卫萨特的理论而战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新事情。 　　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决定使国家非斯大林化，并倡导了和平共处；一枚苏联火箭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表明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掌权的国际性民间英雄，举国庆祝他们胜利地经历了第一个令人陶醉的年头；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提出了组成一个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计划；西蒙·波娃偕同正式代表萨特一同前去参加赫尔辛基和平运动大会，等等。 　　有关萨特的书已写了许多。第一本是弗朗西斯·让松的《道德问题与萨特的思考》，萨特本人认为这本书是他的道德观的最好概括。《精神》杂志的创办人埃马纽埃尔·穆斯尼埃从基督教观点出发，考察萨特的存在主义，发觉他带有耶稣的印记。此外，英国的艾里斯·默多克、美国的威尔弗雷德·德桑，都写下了论述严密、评价中肯的研究专著。 　　伤感情的一本书是梅隆·庞蒂的《辩证法冒险》，这位与萨特、西蒙·波娃同一条战壕的好友、《现代》杂志的同仁，在1955年5月出版的这本书里，流露出马克思主义依然对他具有吸引力，因为涉及到人类与工业社会的道德关系时，马克思主义持无情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是，他不能接受共产党人忽视或者有时完全否认道德个性。在他的新著中，一方面他继续同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断衰退予以强烈蔑视。他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和偶然的，没有一个单独的以社会结构中的任何特定阶级为依靠的革命运动能够自称是历史进程的惟一代表。至于萨特的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那简直是“超布尔什维克主义”。 　　梅隆·庞蒂写道：“像萨特那样说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断定我们的健忘，断定自由和未来使我们头晕目眩，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为共产党披上理性的面纱。但是，帕斯卡早已告诉人们，幻想幸福的永恒不能补偿人生的短暂”。他认为萨特的思想错就错在他的“存在为了自身”和“存在在于自身”的二元论。 　　西蒙·波娃十分气愤。 　　萨特没有答复梅隆·庞蒂，西蒙·波娃作了答复。痛感于萨特的理论被人歪曲和误解得不成样子了，她相当好斗地试图直接为萨特的辩证法提供证据。她想重现萨特理论的本来面目：萨特把辩证法运用在许多领域，他并没有反对辩证理性的一般理论；他的哲学不是主体的哲学，等等。为了说明问题，她从萨特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地作了一些引证，以针锋相对地驳斥梅隆·庞蒂的说法。 　　有人对西蒙·波娃说，这事其实应该由萨特来做。一方面是萨特没有这种愿望，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萨特主义者来说，既然萨特的哲学已成了信奉者自己的哲学，那么信奉者就有权而且有责任为之辩护。这回与跟加缪的争吵不同，尽管西蒙·波娃答辩的口气尖刻，梅隆·庞蒂没有对她耿耿于怀，他能容忍纯粹在学术领域中表达的气愤。尽管双方一直很要好，但相互间的分歧却很深，当西蒙·波娃有时为此动之以容时，他却依旧笑容满面。 　　3. 中国：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萨特受到了访华邀请。 　　西蒙·波娃渴望访向苏联，更想去中国看看。只要是以法语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她都-一读过了。她所遇到的旅行者，只要去过北京，无一不以炫耀的口气谈论它。所以，6月，当萨特和她坐在北京观看奇妙的京剧表演时，她还在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此次中国之行非同一般。它不是闲逛，不是探险，不是仅仅为了增加阅历，而是一次实地考察与研究。对她来说，中国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此以前，通过当时能读到的一些英语译本，她对一部分中国作家的著作有所了解；但是一直到见面前，总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一副模样。而中国方面，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以外，萨特和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也不代表什么。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于是，与他俩交谈时便不时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以外，就以烹调作为共同话题了。双方的这种互不了解，甚至比各种各样的政治障碍更严重地妨碍了双方的交流。 　　西蒙·波娃回忆道，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官吏文化，这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她喜欢京剧，喜欢那程式化的做功，喜欢那悲剧性的急切音乐，也喜欢那细长如鸟啭的嗓音。北京的灰色胡同和北京完美无缺的金秋之夜令她陶醉。“有时是在看戏的时候，间或也在沿街散步的过程中，我耳闻目睹的一切突然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一下子忘却了自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正面对着一个自己正努力去理解，但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确难以理解。我是第一次来远东；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我看到了，当贫困困扰着六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我也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正在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体验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中国人的贫困只是通过他们为克服它所做的努力才显示在我眼前。正是因为这种贫困，当局的建设任务才这么严峻。看着从我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他们的欢乐和愁苦都在一块奇异的面纱后面掩盖起来了。不过，通过看、问、比、读、听，我最终还是从自己朦朦胧胧的意识中归纳出这样一种认识：中国人在几年以前已胜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国大地上猖獗的种种苦难--肮脏、寄生虫、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也有东西吃了。随后，我又看到这个国家是以怎样现实的迫切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 　　西蒙·波娃与萨特访问中国，距中国开展大跃进还有3年。为了使全国通力合作，毛泽东正在仿照苏联模式，尽管中国人希望恢复他们自己的经验主义传统，即40年代中期的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十分成功的做法。 　　中苏之间的差异给了西蒙·波娃和萨特极为深刻的印象。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失败后的成功；1949年的中国革命却是胜利后的产物。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曾设法消灭了通常伴随革命的通货膨胀、贫困苦难、动荡不安、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专政。 　　“一切革命恐怖的起因都是中央政府的软弱，”萨特在回国后对记者们说，“如果说没有发现中国存在恐怖，如果说毛泽东政府表现出可敬的温和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战无不胜的军队已得以植根于人民，从而给了中央政府以任何一个革命政府在一开始时从未有过的东西--从容的绝对权力。” 　　在北京，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并与西蒙·波娃一起，受到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西蒙·波娃在《长征》一书中记下了她的印象。这本书中星星点点布满了统计资料。这是她为了弥补所作记录中存在的空白，而前往图书馆和情报中心查阅有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报告、文章、论文、书刊、数据的结果。当然，她并未忽略那些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所写的种种指责文章，并得到了几位汉学家的帮助。 　　她为收集材料花费了不少时间，而把它们同她自己的种种发现相结合，从而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认识，则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西蒙·波娃几乎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从头至尾紧张地工作着。有时，她甚至一连四小时伏案写作，连头也不抬一下。有时，萨特忧心忡忡地看着她那因充血而变得绊红的脸颊。于是，她只得躺在他的沙发上休息片刻。 　　《长征》出版后，西方社会尤其是山姆大叔的美国一片哗然。他们宁肯听信阿伦·杜勒斯的一派胡言，而把西蒙·波娃的书当成是谣言惑众。不过，包括勒内·杜芒、若苏·德·卡斯特罗、蒂博·芒德在内的几个毫无共产主义者之嫌的专家，证实了她在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中国是惟一的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如果把它同印度、巴西等国作比较，这个胜利无疑是一种奇迹。由于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使得反共分子们多少受到了打击，因此，他们转而把中国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甚至将中国人一式穿蓝衣服作为发难的由头，却闭口不谈在此之前不久，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尚处于衣不蔽体的境况之中。类似一些歪曲事实和真理的情形触动了她。她决心通过揭穿从香港传出的种种宣传，使自己变得有用。 　　她后来深有感触地总结道，她从这项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通过把自己所处的西方文明与另一种相差悬殊的东方文明相比较，才发现：一些过去在她看来是双方共同的属性，事实上根本不是共同的。即使是田野、村庄、农民、城镇、家庭这样简单的词汇，它们的含义在中国和在欧洲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使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总的说来，这次旅行摧毁了我旧有的立足点。到那时为止，尽管我的阅读面很广，尽管我走马观花地去了几趟墨西哥和非洲，但我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我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始终只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什么地方朦朦胧胧地存在着。看到中国的老百姓以后，我对这个星球的全部看法被动摇了”。 　　她后来承认《长征》一书不如《美国纪行》那样生动，书中有些章节也已过时，但是她并无半点懊悔之意。她庆幸通过这部书的写作，获得了一个知识框架，找到了帮助她理解其他不发达国家的钥匙。 　　4. 忙碌中仍不肯放弃外出旅行 　　1956年，西蒙·波娃在忙碌中仍然不肯放弃外出旅行轻松轻松一下的机会。她和朗兹曼一道去大沙伊代格山滑雪。每天早上，面对冉冉升起的一轮充满生气的朝阳，感到皮肤被冷气刺痛了。架空滑车把他俩送回长满白色松树的黑色山岭，接下来，便是一同去做长途探险，晚上，索道停开了，旅店被一片沉寂和单调所包围，她和朗兹曼就躺在床上读书。书中的动人故事和种种神话，引领着她通过一条美丽诱人的道路，穿越了那片原始森林，从而获得了最美妙的感受。 　　之后，她与朗兹曼驾车赴伦敦。在友人家中，与美国出版商共进午餐。他对《一代名流》的译本很满意。不过，他抱歉说，书中删了几处，他解释：“在美国，作品谈论性没事，但不能谈性反常。”这本书在美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初夏，与朗兹曼、萨特、米雪尔等赴希腊旅行。归途中与萨特在意大利度过夏天。这段时间，萨特对未来的信心似比以前减退了，而对往昔的态度似比以往更严厉了。他为一个作家不能再现真相而悲叹（加缪也曾这么悲叹过）。她认为阐述真相比什么都不阐述当然要好。可是，当这些真相全都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脆弱得被数不胜数的限制所肢解时，该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俩商定着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尽人类所能寻求真相，慷慨地让自己享受争东论西、放任言行和亵渎神圣的乐趣。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臻至一次心灵的净化。 　　阿尔格雷断断续续从芝加哥给西蒙·波娃写信。两人在通信中期待着可以再度旅行的日子。这一年，当美国出版的《一代名流》问世后，他一点也不高兴。题献给他的《一代名流》中，有对他们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不仅引起了轻易不肯表态的报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引来了文学女流谄媚的邀请：“你为何不把你的恩惠随处抛洒？”“如果你到纽约来，请给住在某某饭店的我挂个电话。”签名后又补上一句：“又及：那该有多好。”对这些信，阿尔格雷都不屑于作答。他只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必须记住，您刚刚读到的这种关系，涉及到的是一个31岁的男人，而我现在已66岁了，因此，这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了，您说不是吗，亲爱的？” 　　5. 苏军坦克碾碎了对苏联的种种梦想 　　1956年在法国当一个左翼分子很不轻松。新上任的社会党激进派总理居伊·摩勒同意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并称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残酷的和极不明智的”。一个月后，他便向军队和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百万法国人作了妥协，战争更白热化了。并开始了一场大后方宣传活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由3月的19万人增至6月的38万人。 　　人们组织抗议活动，举行集会、示威、罢工，在运兵列车出发时加以阻拦。萨特在巴黎的一次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说；在维也纳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上，他也坦言谴责阿尔及利亚战争。 　　后来，令西蒙·波娃和萨特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他俩在意大利旅行。从报摊买到的报纸上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进攻布达佩斯的反叛者。 　　《国家晚报》描述了这次事件：30万人在布达佩斯游行，要求纳吉重新上台，要求同苏联在政治上脱钩，有的人还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安全部队向游行队伍开枪，至少有35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翌日早晨，纳吉掌握了政权，苏联人与反叛者已处于对峙状态。人们还杀死安全部队士兵。 　　在丰塔内拉饭店吃晚饭时，她和萨特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重述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如同在波兰发生过的那样，在反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反对苛刻之至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非斯大林主义已引起了民族主义和报复情绪的大爆发。同波兰一样，安全部队也向人群开了枪。可为什么俄国坦克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出面干涉呢？ 　　这样一来，苏联岂不是公开违背二十大许下的诺言，违反了不干涉的原则？ 　　这种行径，与帝国主义列强何异？ 　　这起无法为之辩护的悲剧，訇然击碎了萨特和她为设法与共产党保持一致而曾经作出的种种努力。 　　就像波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局势看来正朝好的方面发展：纳吉宣布大赦；全国到处组织工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苏军从布达佩斯撤走；坚持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并坚持匈牙利保持中立；纳吉宣布恢复过去的各政党，并进行自由选举。 　　莫斯科谴责纳吉选择了“法西斯主义道路”，派坦克进攻布达佩斯，轰炸切佩尔的工厂。西蒙·波娃和萨特忧心忡忡地回到巴黎，萨特在接受《快报》周刊的一次采访中，不指名地谴责了苏联。他说，他“虽感遗憾，但仍完全地”同苏联的每一个朋友断绝来往，并更为坚决地与那些应对法共政策负责的人一刀两断。为了和共产党人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煞费苦心。但这次他毫不含糊地认定：为了苏联宣称保卫的社会主义，俄国人的干涉必须受到谴责。西蒙·波娃会同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在一份反对俄国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很快就在《观察家》周刊上登了出来。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发了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从“二十大”到10月事变之间发生的一切。在《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他正是以此为基础，批判了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并且不赞成苏联的干涉。不过，--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萨特重申，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他对在苏联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还是保持信心。布达佩斯事件对他是个重大打击，但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至少还是使自己立下的准则--与苏联站在一起--经受住了考验。 　　萨特与西蒙·波娃既没有重新孤独，也没有再度成为人民的公敌。即使是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哪怕是同苏联人，他们的桥梁也没有中断。与法共中断了来往，但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关系没断，与“和平运动”的关系没断。萨特的《可尊敬的妓女》仍在莫斯科上演，这便传达了一个信息：苏联人已经变聪明起来了，他们也信守二十大的精神，因此没有与不愿容忍布达佩斯事件的支持者们拉开距离，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的人可以不被认为是叛徒。 第十四章　　花落·花开 　　1. 长达7年的“夏秋之恋”终于落幕了 　　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在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详细考察女性心理和生理成长的历程时，曾经就女性由成年到老年阶段的种种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 　　她认为，女子的个人生活史和男人的生活史比较起来，受生理命运左右的幅度大得多，男人依年岁的增长而逐渐衰老，而女人则在某一年龄突然失去了女性的特点：她比男子早些失去性吸引力和生育力，而这恰恰是在社会人士和她自己心目中曾经给予她生存意义和幸福机会的两大要素。 　　这时候的女子，便进入了“危险的年龄”时期。对她那转瞬即逝而又令人失望的过去，在举步踏入不可捉摸的将来之际，她对人生重新采取了少女般的态度。她再三重述着年轻时的种种机会和经历，甚至杜撰和期待着一桩桩可能发生的罗曼史。西蒙·波娃写道： 　　“受旧道德影响的保守妇女，很难真正付诸行动，走极端之路。但在她的梦境里，却充满情欲的幻影，即使在清醒的时刻，欲望也萦绕着她。她对子女表现出狂热而肉感的爱；对于她的儿子都会有乱伦的意志；或者偷偷地、接二连三地，爱上了年轻人。……她会用上一千种战略：她把礼貌、友谊、感激等等统统变成陷阱。她的攻击对象是年轻人，这不只由于她喜欢青春的清新肉体，而且由于她只能从他们那儿获得无利益关系的热情，一种少年人对母性的亲昵。她自己变得大胆而主动，年轻人的柔顺也和他们英俊的外貌一样讨她欢喜；过了40的史达哀夫人，挑中那些乳臭未干、仰慕她的名气的小伙子。在任何场合下，胆小的生手总容易上钩的。” 　　书中所描绘的，其实在后来的生活中她也是这么实践和体验着的。她和朗兹曼的相爱和同居，就是明证。事情从一开始，她就料到这场“夏秋之恋”终有分手的一天，因为年龄上的巨大差异--她长他17岁--随着时间的推移，朗兹曼终将会因为她人老珠黄，其种种表征和器官失调，即由人生的秋季步入冬季时，弃她而去。然而，当1958年6月朗兹曼宣布与她的关系终结，她的内心还是难以适应不再为他人需要这一事实。她以为这种关系将会不受时间限制，友谊将绵绵无期地延续下去。 　　其实，这种分手是必然的，正常的。这年，她50岁了，而朗兹曼才33岁。她在《第二性》中描绘过的，用钱向年轻情人购买爱慕、赞美和敬重的幻景的捐助人太太的形象，现在轮到她来扮演了。想到为了扭回逝去的光阴，想到为了延续青春的岁月，想到为了充分享受作为一个女人的人生，曾并无其他所求地对年轻的情夫付出母性的慷慨和妻性的柔情，无非是以此收买一场罗曼蒂克，拥有性爱的自由。 　　而现在，这一切将万般无奈地与她挥手作别了。 　　在《第二性》中描绘的一个个中年女性，往往突然生气勃勃地想弥补过去的损失。良母型的，深信自己还能怀孕，热情地尝试再创造一个生命；风流的，想再捕捉一个情人，以放纵自己的欲望；爱打扮的，则比往常更热心于装扮自己，去讨好异性。她们想以此表示，时光的流逝并没有真正影响她们，她们没有比眼前更觉年轻的了。她们不惜穿着年轻的服饰，学着稚气的举止，夸张着女性的依赖性，以图退回到当男人的“性爱物”的角色。…… 　　但事实上，重新开始生活是不可能了。 　　相比之下，西蒙·波娃觉得在她40多岁以后与小她17岁的朗兹曼还有这么一场长达7年之久的恋情，也是够浪漫得可以的了。 　　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 一个17岁的女学生闯进了萨特的生活 　　一个17岁的女学生闯进了萨特的生活。 　　她叫阿莱特·艾尔凯姆，是阿尔及利亚东部君士坦丁一个犹太商人的女儿，准备投考位于郊区塞夫勒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选择萨特的伦理观作学期论文。她的哲学教师对此表示不满，她便给萨特写信。 　　阿莱特十分聪明和漂亮，尽管她胆小，意志也不坚定。碰上以同女性交往特别是同年轻女性交往为乐事的萨特，阿莱特自然很快就堕入情网，成了他的情妇。 　　在萨特看来，一种正常的生活就意味着同女人的连续不断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在抽象的理解力方面是发展了，但这是片面的，缺乏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受性，而女人正好可以给他弥补这一不足，使他变得正常。 　　萨特同女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他可以和一个他喜爱的女性闲话终日而毫无倦意，第二天还可以接着再谈；而他同男性朋友一谈完正事就准备结束谈话。他一生有过许多女人。从许多大作家的传记中得知，一个作家应该有许多恋爱事件，他于是依此而设计自己同女性的交往。他在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花费整整一卷的篇幅来探讨身体、性爱、情欲、受虐狂、虐待狂的问题，只缘他的哲学来自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 　　到了萨特晚年，西蒙·波娃拟了22个题目与萨特进行交谈。之后，她按照录音记下来的东西整理了出来。其中有一条专谈他同女人的关系，读者从中听到了他那活生生的声音。 　　他坦言自己喜欢漂亮、聪慧的女性。他在同这些女人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不是男子气概。当然每个人在这种关系中都要担当某种角色，他的角色是较为活动和理智的；女人的角色主要是在感情的水平上。多数时间里一个女人是有着感情的价值而有时是性的价值：“我就是这样看的，我觉得同一个女人有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换言之，他要女人爱他，让她们因为感受到成了属于他的某个东西而不得不爱他。当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给了他时，他便在她脸上、在她的表情中看到这种感受，而看到了它就等于占有了它。 　　西蒙·波娃是如此。 　　奥尔加是如此。 　　陶乐赫丝是如此。 　　米雪尔是如此。 　　阿莱特亦是如此。 　　在“他--与女人的关系”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西蒙·波娃：……我想问你的是--我们认识后，你马上就对我说，你是多伴侣化的，你不想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女人身上或一个恋爱事件上。我理解了这一点，而事实上你有一些恋爱事件--我想知道的就是这。在这些事件中，你发现女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 　　萨特：无论什么都有吸引力。 　　西蒙·波娃：你是什么意思？ 　　萨特：我发现你具有我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因此，就把其他的女人放在一边去了--例如，她们可能只是长得漂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体现的东西比我希望于女性的多得多，别的人则较少，这样她们也较少卷入。粗略地说因为曾有一些人很深地卷入。但从整体看不是这样。 　　西蒙·波娃：但你的回答“无论什么都有吸引力”是非常奇怪的。这好像是一个女人只要偶然同你接触，你就完全准备同她恋爱。 　　萨特：啊！老天…… 　　西蒙·波娃：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些女人常要投入你的怀抱，而你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有一些你认识的女人，你同她们没有恋爱关系。 　　萨特：我做了一些梦，爱的梦，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模特儿。她是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女人，在我一生中认识的女人有像她的。但我从来没有同这些女人真心恋爱过。而这个形象仍在我心中，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漂亮女郎，穿着小姑娘的衣服；我比她大一些，我们在玩一个通过卢森堡的池塘的铁环的游戏。 　　西蒙·波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你梦想的故事？ 　　萨特：不，它是……我梦想的。 　　出于婚姻习惯对允许男子另外作几次冒险，而女人却只能忠诚于丈夫这一现象的否定，萨特与西蒙·波娃在建立关系之初，就立下允许双方随时有可能去喜欢新的依恋对象，但在偏离主航道期间始终保持“一定的忠诚”的契约。 　　他们俩的确是这么做的。萨特与多个女人有过恋爱关系，西蒙·波娃亦是如此。但无论什么时候，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俩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他们曾试图组织“三人家庭”，由于萨特实实在在没有妒忌的体验，所以轮到西蒙·波娃与朗兹曼相好时，这种“三重奏”显得和谐而持久；然而，轮到萨特与陶乐赫丝等相好时，因为西蒙·波娃内心深处缺乏相应的承受能力，这种“三重奏”就难以为继了。 　　现在，他们俩又面临着一个难堪的局面。萨特深深陷入了与阿莱特·艾尔凯姆的关系，他着迷地贪恋着这个漂亮、聪明的花朵般的女孩子。起初以为她为萨特怀孕了，萨特决定娶她，后来证实怀孕的恐慌结果是一场虚惊时，萨特仍然愿意与20岁的阿莱特结婚。 　　显然这是西蒙·波娃所无法承受的。在这场危机达到极点时，西蒙·波娃对朋友们说： 　　“他不能对我这样做。” 　　朋友们并不全都赞成她的看法。因为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萨特曾向西蒙·波娃求婚，可她说了“不”，所以现在她也不能怨天尤人。 　　不过，面对西蒙·波娃的狂怒，萨特到底还是妥协了。天平最终倒向了与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这位伴侣身上。毕竟西蒙·波娃对他来说仍然是独一无二的。离此10多年后，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萨特如何看待他与西蒙·波娃的这种关系，他的回答是： 　　“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 　　西蒙·波娃的确是他实际上的妻子，虽然他们没有结婚，经济上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住处，而且萨特还有其他女人（当然，西蒙·波娃也有过其他男人）。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萨特晚年时围绕他的女人反而多了，西蒙·波娃不但不介意这种事，实际上她反而高兴萨特能有这些交往活动，只要它们能激发他的生之欲望与兴趣。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已超出通常意义的爱情关系，而进入一种深层次的理解之中，从而达到无他无我、亦他亦我的境界。在西蒙·波娃身上，温柔体贴和豁达开朗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实在难能可贵。难怪萨特认为西蒙·波娃身上有着他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难怪萨特虽然与其他女性一度有过很深的卷入--包括阿莱特在内，--但从整体上都无法同西蒙·波娃与他的关系相提并论了。 　　阿莱特最后成了他的养女。 第十五章　　无法容忍 　　1.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战争…… 　　身为一个知识分子，西蒙·波娃十分珍视真实。当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战争愈演愈烈，而国内的报刊成了谣言制造厂，肆意掩盖那里的事实真相时，她内心阵阵痉挛。她首先读到在对兰当的审讯中由波多作的陈述-- 　　一天夜里，我看到几个脸色阴沉的男子走到我桌边，他们是工兵团的成员，刚刚活埋完5名费拉加。 　　那5个人年龄在20-37岁之间。年岁最大的那个最晚死。他们告诉我说，他非常害怕……在夜色中，从他身上冒出的汗像水蒸气一样向上蒸发。当推土机推到他们身上时，一个个慢慢地死去。 　　接下去她又读到莱里埃特的叙述-- 　　这些囚犯被倒吊在那儿。早上，我看过他们一眼；到晚上，我见他们还在那儿。他们的面孔死灰死灰的，但还活着。我试着用电流触他们。电流触到他们阴部的时候，他们叫得最响，电流也触了他们的嘴巴。 　　塞尔旺·施雷贝尔在几个月前被重新征召，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当中尉。他的“目击记”先发表在《快报》周刊上，然后以单行本出版。官方因此传讯了他。这样一来，书的影响更大了。尽管他尊重当局，尊重军事传统，尽管他轻信了“黑人突击队”的种种神话，但他所描述的种种罪行本该还可以对舆论发生一点影响啊。他描述到：法国士兵“为了取乐”可以随意杀害阿拉伯人，囚犯被残酷地杀害，许多村庄被烧毁，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集体屠杀。酷刑被用作获取情报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可是，人们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罪恶的战争，”西蒙·波娃痛心疾首地写道，“那些真的站起来讲话的人非但找不到听众，其他人反而要高声呼叫，力图淹没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由自主地听到了几句传言，他们就尽快地把它们忘掉。” 　　西蒙·波娃愤怒地指斥：至此，一个民族的道德已沦丧到了极点了！ 　　以前，人们给她贴上过“反法”的标签。如今，她真的变成这样了。她再也无法容忍她的同胞这样胡作非为并以之为荣。“他们该把我从小培养成一名党卫队员，一名伞兵，而不应该让我有基督徒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良心啊！为了生活下去，我需要自尊。可是，在那些被强奸了几十次的妇人的眼里，在那些被敲断骨头的男人的眼里，在那些疯狂的孩子的眼里，我只是一位法国女人。……我决心不再做这场战争的帮凶。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我可以在集会上讲话，可以写文章，但我不过说一些萨特也说的话，而且说得还不如萨特好。这里，我会感到，在萨特和莫里亚克参与的静悄悄的示威中，我不过是紧随萨特的影子罢了。今天，在我看来，不管行动给结局带来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我都应全力以赴投入斗争”。 　　2. 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张杀人的面孔 　　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打死了阿尔及利亚议会的前副议长阿里·谢卡尔，这位青年名叫本·萨多克。12月10日，对本·萨多克的审判开始时，萨特作为有声望的证人，挺身而出为萨多克辩护。当西蒙·波娃等人陪伴着他走向法院时，他非常激动。 　　西蒙·波娃坐在旁听席上，打量着被告席上那位满脸坦率的小伙子：在抵抗运动中，与他的行为类似的举动被称赞为英雄主义壮举；而如今的法国人却要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萨特是最后几个出场的人当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态度与本·萨多克的态度相比较，解释说，不能期待年轻人表现出与年长者同样的耐心，因为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副杀人的面孔。他煞费苦心地使用了一些不触犯法庭的言辞，强调说萨多克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性谋杀，而不能把它看成是恐怖主义行动。法庭也为他的温和的措辞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判决结果出来了：终生监禁。这一消息令大家如释重负。只要战争一结束，监狱的大门就会为他打开。在为萨多克高兴的同时，也为发现法国还有人能根据良心判决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感到欣慰。 　　1958年1月底，布律吉尔律师请西蒙·波娃为雅克琳·盖罗德齐作证，证明她品质优良。雅克琳曾是她的学生，成绩冒尖。后来，嫁给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穆斯林教师，并一同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城市组织。她被指控参与密谋策划一次恐怖主义分子的爆炸活动，并被判处了死刑。左翼发起了一场拯救他们的活动，西蒙·波娃则在其中尽力。他们终于设法使法院改判了。 　　这时候，加缪被通知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宣称，“我热爱正义，但我将首先为我的母亲，而不是为正义战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将站在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边。以至于西蒙·波娃悲愤地写道，“这种虚伪，这种冷漠，这个国家，还有我自己，我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3. 萨特：突遭破产和抱病工作 　　萨特破产了。 　　破产是突如其来的。他向来花钱大手大脚。负责管理他的账务的，是他的秘书克洛德·福克斯。他每个月有近4000美元的收入。他喜欢随身携带大笔现金，钞票给了他一种无聊的优越感。 　　破产是以税收查定1200万法郎的形式发生的。幸亏15年来他母亲不知怎么竟设法积蓄起了一笔巨款，税单悄悄地支付了，但他已不名一文。正当他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时，美国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援救了他，请他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表现成名前的弗洛伊德，那时他完全是错的，那时他的观念使他陷入绝望的歧途。 　　他们谈得越多，这个计划便越吸引人。当然，这个剧本不容易写。首先，如果不表现弗洛伊德错在什么地方，就难以反映他是如何得出正确观念的；其次，与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似乎从未作过不忠于妻子的事情，而且，确实到了新婚之夜还是个童男。人们听说过有关他过早的越轨行为的传闻，萨特则把这些传闻归结于道听途说，或者说是他的敬慕者对他的一种赞美。 　　萨特一直玩命地工作。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他一连几小时一页接一页地写，也无暇将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似乎即使用这种速度，他的笔也跟不上使他全神贯注的满脑子思绪。为了维持这种速度，他每天要服用整整一瓶科里特拉纳胶囊（一种苯丙胺药物）。临近傍晚时，他已筋疲力尽，他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突然完全松弛了，笔迹变得模糊不清，写下的文字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度过晚上。他刚喝下一杯威士忌，酒精就会直冲头脑。‘喝一杯够了。’我对他说。他还要喝，我总是不情愿地递给他第二杯；接着，他会要第三杯。两年前，他从来不喝很多，可是，现在他很快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而我总是说‘够了’。有两三次，我大怒起来，把杯子往厨房的砖地上砸得粉碎。不过，我觉得这么做太伤精神，所以不再与他争吵。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放松一下”。 　　为了迫使自己继续工作，也为了医治仍在复发的阵阵头晕和剧烈头痛症，他服用奥普塔利唐、贝拉德纳尔和科里特拉纳等药物。他感到走路困难，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有一次差点儿就要心搏停止，把西蒙·波娃骇得要死。10月中旬，西蒙·波娃强迫他去寻求治疗。医生的诊断是，他的左心室劳累过度，疗法就是休息。可他仍然无法放弃工作。 　　西蒙·波娃的自我感觉也不好。《闺阁淑女》问世时，她正在服用镇静剂，以便睡觉时不作恶梦。第一部自传的成功出版成了最好的药物，而且萨特脱离生命危险，这对她来说其影响当然更大于她的任何其他著作。 　　《闺阁淑女》问世后，收到了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往事的幽灵浮现在眼前，有人感到生气，有人态度友好，”她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我曾相当苛刻地写到的学校中的朋友，微笑着重温他们青春时代的举措；我满怀深情地写到的朋友却大为恼怒。德西尔学校以前的一些学生赞同我所描写的当时的教育状况；另一些学生则表示抗议。有个女士威胁说她要控告。马比耶一家感谢我使扎扎再生。” 　　萨特的身体恢复得很慢。 　　年近90的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鬓发皆白，却仍然精神矍铄，机警敏锐。在他正在写作的哲学史《西方的智慧》中，仅仅责备萨特忽视了必然性。“萨特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的必然性概念，这个概念存在于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并得到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继承”。罗素在他新著的插图本哲学史中写道，他把对存在主义的评论集中于《存在与虚无》。他说，萨特对人的考察继续选中人的命运，这意味着拒绝与必然性的作用协调一致的自由。罗素认为《存在与虚无》是一部打破常规的作品，而且，“由于富有诗意的朦胧和语言的放纵”，它符合“最好的德国传统”。 　　4. 带着无言的痛苦，她触摸着虚无的另一面 　　加缪死了，死于车祸。 　　这是1960年1月的一天下午，西蒙·波娃独自一人待在萨特寓所时，朗兹曼从电话中告诉她的。 　　她搁下电话，喉咙紧缩，嘴唇发颤，头脑中仿佛一片空白。倚立窗前，望着夜幕盖上圣日耳曼-德普雷，既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真正感受悲痛。 　　萨特回来后，同样感到沮丧。 　　这一夜，他们和博斯特一起老是谈加缪。谈双方曾有过的友谊、分歧、论争，谈他的人生旅程。上床之前，她吞下几片苯巴比妥。自从萨特康复之后，她就再没有服过这种药。她想让自己尽快入睡，但就是睡不着。便下了床，往身上套件衣服，走出去散步。 　　她哀悼的不是刚刚离开人世的那位50岁的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严谨，本质却傲慢、暴躁，没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西蒙·波娃因为他赞同法国犯罪，而早把他从她心间赶走了。她在清理自己的思路。她哀悼的是在他们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那个神色开朗、谈笑自若的同伴的加缪，哀悼的是疯狂地享受生活及其乐趣与胜利，追求同志情谊、友谊、爱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的作家的加缪。 　　死者长已矣！对他来说，时间已不复存在。在这寂寥漆黑的夜晚--西蒙·波娃回忆道--“我当初曾热爱过的加缪从周围的黑夜中升腾起来了，他既生气勃勃又若有所失。每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同时逝去的也有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每一个人各为自己心爱的不同时期的他而哭泣。清冷的雨潇潇而下；奥尔良大道两旁的门洞里，流浪汉酣然大睡，他们生活的是另一个世界。贫困、不幸、城市、世界、生、死--一切都使我肝肠寸断。” 　　翌日一早醒来，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不能看到今天早晨了。人们在读报，关于加缪的报道刊登在头版，而他们却十分冷漠。她于是在想爱着加缪的那个女子，想象她看到在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那张面孔时的痛楚。这张再也不能说话的面孔，似乎既属于她，也属于每一个人了。便想：人的内心的痛苦被别人在每一个街角传扬、广播，这多折磨人啊。米歇尔·加利马尔受了重伤，抢救无效后，也死了。加缪、维昂、米歇尔一连串的死亡开始了，这一过程还会继续，直到有一天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 　　带着无言的痛苦，那些日子，她摇摇晃晃地走在那不可能亲历的天地的边缘，触摸着她虚无的另一面。 　　5. 古巴：正处于革命“蜜月”之中 　　萨特和西蒙·波娃又经常待在一起了。他们欣赏唱片，共度长长的黄昏。还常常在星期天沿塞纳河或者在萨特度过童年的先贤祠后面长途散步。在散步时，他们总是悲叹年龄似乎减弱了他们的好奇心，萨特认为，他们缺乏进行新的旅行的热情，这与其说是精神上的疲劳，不如说是由于体力衰竭，还因为她不希望他再次疲劳过度。 　　他们觉得应该摆脱这种懒散状态。如果一味麻木自己的好奇心，如果老是沉湎于因自己对本国的不幸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便是在抛弃生活了。 　　2月中旬，他们飞往古巴。蓄着黑色小胡子的古巴《革命报》总编辑卡洛斯·弗兰基访问欧洲期间，在会见萨特和西蒙·波娃时说，他们有责任去古巴，看看那里确实在前进中的一场革命。于是，萨特与发行量很大的《法兰西晚报》签了一个合同，为该报撰写一系列有关新古巴的文章。 　　从一开始起，这次逗留就具有正式访问的礼仪、日程安排和反响。他们俩在卡斯特罗陪同下在岛上穿梭往来，举行了无数次演讲。由于萨特还作了电视讲话，哈瓦那的人便都认得了他，他们走在路上时常有出租车司机叫： 　　“萨特！这是萨特！” 　　男男女女在路上挡住他俩，把友情狂热地泻到他俩身上，因为卡斯特罗对他的人民讲，这个人是朋友。 　　在与卡斯特罗一起的三天旅行中，除了开始有点拘束外，他们一直被融化在亲密的气氛中，随着他挤进热情的人群中，体验到久未感受过的欢乐。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我也喜欢古巴简洁、蔓延的自然风景。在光滑、银色的棕榈树干顶端是深绿色的棕榈叶，它们与灰绿色的甘蔗构成了完美的和谐。最使我震惊的是看到棕榈树下吃草的公牛，它们的相貌总是使我联想起沙漠的面目。我喜欢圣地亚哥，喜欢那里的黑人群众。我喜欢特立尼达，它荡漾着往昔殖民地的肃穆情调，但同时又以它烂漫开放的鲜花充满生气。我喜欢哈瓦那、韦达多，这是我们旅馆的所在地。富裕的资本主义城市所拥有的一切诱惑物这里都有：宽阔的大道、美国式的长体汽车、漂亮的摩天大楼以及夜间辉煌的霓虹灯招牌。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座伸向大海的花园；远处，我能望见哈瓦那老城，望见大浪狠命地冲击着岬岩。” 　　这里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动摇不定的微微使人迷茫的希望。 　　“这是革命的蜜月时间。”萨特对她说。 　　这情形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但看到它的确令人欣慰。这是因为，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由暴力获得的幸福，这里的人民一个个笑逐颜开，心花怒放，这使她重新品尝到了生活的乐趣。 第十六章　　旧情·酷刑·巴西之旅 　　1. 10年了，她觉得他丝毫没有变样 　　时隔10年后，阿尔格雷设法替自己搞到护照，于1960年3月飞往巴黎，与西蒙·波娃见面来了。 　　他们是1950年议定分手的。1951年夏季以后，两人曾一度继续通信。她告诉他有关巴黎，有关她生活的一切；他则告诉她，他与前妻复婚后的婚姻，并不比第一次美满多少，又说美国在变化，他在那里感到不自在。 　　到后来，双方的联系中断了。西蒙·波娃不时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他曾撕毁过一些荒唐的合同，签订过一些不幸的协议，在扑克牌上破过财；在某一个冬夜，他坠入一个很深的水塘，站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因无法爬上岸而差点冻死；又一次，他安排在费城一家妓院与一位女文学爱好者见面，妓院着了火，他从窗子跳出去才幸免于难；不久后，那位女文学爱好者把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头颅，等等。诸如此类的关于他的传闻中，不乏夸大其词之处。 　　到了1956年，《一代名流》的译本与阿尔格雷的最新小说同时在美国出版。记者连环炮似地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代名流》表示了反感。题献给他的这部小说中对他们间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以及由此引起人们的好奇与误解，使他很不高兴。 　　西蒙·波娃一点也不着恼。她知道他的脾气。尔后又开始了通信。当后来他动了一个模糊的念头，搞一张护照到巴黎来，她在回信中写道： 　　“好啊，我多想在死前再看你一眼。”他看到这几行字时，突然意识到，他们俩谁也不会有很长的时间活在人世了。 　　10年不见，巴黎重逢，除了他摘下了那副旧眼镜，在西蒙·波娃眼中，阿尔格雷丝毫没有变样。只有找出几张旧照片时，才发现他已变得老多了。“不过，头一眼看见他--无论是30岁、40岁还是50岁--的时候，看到的反正还是阿尔格雷”。而且，尽管分离很久，尽管有过1950年和1951年两个狂暴的夏季，两人还是觉得如1949年黄金时代一样贴近。两人同赴西班牙、土耳其、希腊和法国一些地区旅行。 　　2. 酷刑事件结果未卜 　　阿尔及利亚战争仍在进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用阿尔及尔街头的路障回答戴高乐的自决方案。一天上午，西蒙·波娃接到他们的律师吉泽尔·哈里米的一个电话，要求马上与她见面。哈里米刚从阿尔及尔回来，几天前她在那里为一位名叫加米拉·布帕交的阿尔及利亚女子出庭辩护。尽管加米拉已坦率承认自己是一名恐怖分子，但是仍然受到骇人听闻的拷问。加米拉告诉律师，自己曾怎样遭受酷刑。哈里米亲眼见到加米拉面色苍白，憔悴不堪，皮肤上留着烧伤的痕迹，整个神情仍处于惊骇的状态之中。哈里米让她写了一份正式的证词，并要求进行质询，以便推迟对她的审判。哈里米找到西蒙·波娃，希望能就此事写一篇新闻报道。西蒙·波娃一口答应下来。 　　文章刊发的那一期报纸，在阿尔及利亚遭到查禁，蒙受了40万法郎的经济损失。一不做，二不休，哈里米和西蒙·波娃组织了一个加米拉·布帕交辩护委员会。弗朗索瓦兹·萨冈在《快报》上对这一举措予以声援，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受过酷刑的两个妇女流放者加入了这个委员会。 　　对加米拉的审判被告知推迟。吉泽尔·哈里米被阿尔及尔当局赶了出去，法庭了解这起事件所引起的义愤，不敢在加米拉的辩护律师们缺席的情况下对她贸然作出判决。另外，还有一个向对她施加酷刑的人提出指控的问题；如果将这个案件放到阿尔及利亚审判，他们自然会把证据丢到法庭之外。所以，必须设法促使阿尔及尔法院放弃这个案件。 　　6月25日，西蒙·波娃等人来到司法部长米什莱办公室，因为只有他才有权要求阿尔及尔法院放弃这一案件。 　　这时，默伦谈判刚刚开始。尽管在戴高乐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这些政府官员们还是认为，战争和战争恐怖早已成为过去。在这种背景下，米什莱先生心神不宁，闪烁其辞，甚至懒得同西蒙·波娃他们就提出的事实争论。因为，他丝毫不想怀疑那位阿尔及利亚女子所说的真实性，对他来说，酷刑并非什么新鲜事！他只是对需要他所做的决定迟疑不决。当他送他们出门时，带着矫饰的痛苦口吻对西蒙·波娃说：“真可怕，这是纳粹传给我们的，是堕落，它败坏一切，污染一切，我们只是不能把它连根拔除。态度粗暴是一回事--警察总有这个毛病；可这是酷刑！……我努力让他们理解；得划分一个界限……”他耸了耸肩，表明自己无能为力。“这是堕落。”他重复道。接下来，他恢复了往时的神情。“不过，这种事情马上就会结束了！”他带着高兴的神情做了结束语。 　　当天下午，他们又找到帕坦先生。除了从那里听到不少据实相告的话而为之惊愕和气忿外，同样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实质性的结果。 　　没多久，阿尔及尔的法官们对加米拉灌了不少甜言蜜语，说只要她同意让一位专家检验，专家将宣布她完好无损；同时如果加米拉能听任自己被宣布为精神错乱，她对她所受酷刑的质询就会视为无效，但她得到释放。她拒绝了。7月底，她被转送到弗雷内，从冈城来的一名法官负责对此案的调查。 　　3. 过往的一切如何能忘怀 　　与阿尔格雷分别之前，两人乘飞机赴伊斯坦布尔和希腊作为期两周的游览。 　　在飞临卡普里岛上空时，西蒙·波娃把身旁打瞌睡的阿尔格雷推醒。由于光线明亮，长空如洗，从3万米高空仍能十分清晰地辨认出伊斯基亚的轮廓，甚至，西蒙·波娃认出了福里欧和当初与阿尔格雷乘坐马车去参观过的岩石重叠的岬角。阿尔格雷则指着一个地方说，那是一个裂口，里面正冒出一缕青烟来呢，西蒙·波娃亦信以为真。阿尔格雷便笑了，如当年一般调皮地笑了，其实，冒烟的是他手中的烟卷。 　　飞机航行在通往阿马尔菲加利的这条海岸线上。薄暮时分，当他俩穿过紫黄色天幕，插向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她想过自己曾那样生气勃勃，想着世界已那样面目全非，心头不禁阵阵作痛。“当然，我在此时也感到兴奋，但我这是站在自己将永不回头、也永不会重新跨越的那条界线的另一侧了。” 　　游罢伊斯坦布尔，便去克里特逗留了一周。壮丽的自然风景，动人的废墟，使他们流连忘返。这次在一起生活的5个月，两人没有任何分歧和拌嘴。但是，想到亲密的关系没有未来可言，想到年岁渐高的两人没有太多的时间活在人世，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摧肝裂肠，却不免黯然神伤。当然，也不再担心两人的关系会遭受挫折，倒是觉得这关系已避免了灭亡，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于是，没有怀旧感。 　　是的，时光纵然把人抛，但过往的一切又如何能忘怀？不过，她确实感到自己在走向衰老。“过去，我们通过互相重新发现对方，又抹去了10个年头；如今在告别的时候，我十分平静，这提醒我：我是一名老妇人了。” 　　4. 他俩在巴西大受欢迎 　　《121人宣言》，这份由一群知识分子、教授和艺术家签署的反战抗议书，在法国引起了震惊。被视为最具煽动性的内容是呼吁法国应征青年不服从。这种让军队内部公开叛乱的要求是如此激进，以致《快报》和《人道报》都不赞成。刊登“宣言”全文的《现代》杂志8月号刚刚出版，就被没收了。萨特和西蒙·波娃虽不是“宣言”的发起人，却也是首批签名者。此前，萨特对一份新的反战报纸《真理-自由》说，民族解放战线的胜利也是一切明智的东西的胜利。这次采访谈话亦称为“煽动军人不服从”。这一指控使得刊登萨特访谈录的这期报纸遭到没收，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成员遭到监禁。“宣言”事件发生后，9月8日，《巴黎新闻》头版刊登了一条大字标题：“让-保罗，萨特、西蒙·波娃、西蒙娜·西尼奥雷和其他一百余人冒坐牢5年的风险。”其时，萨特和西蒙·波娃正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法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萨特一踏上法国国土，就会立即被捕。 　　萨特和西蒙·波娃是8月中旬前往巴西的，他俩在巴西大受巴西人欢迎。好些报刊--不管是日报还是周报--每一期都刊登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萨特通过演说、文章、电台和电视采访不断阐述自己有关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观点。西蒙·波娃也应邀就妇女问题作过几次讲演。 　　巴西的妇女地位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它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在东北部，一位少女即使生活在贫民窟中，如果失去了童贞，她就根本没有可能结婚了。于是，她始终被周围的人严密地看管着。南方的工业大城市里就开放多了。在巴西，不存在什么离婚。但假如一男一女（其中一位已婚）决定开始共同生活，就得在报上登个声明。在此以后，即使在最保守、最古板的交际圈中，他们也被认为是合法夫妻，他们的孩子有权使用父亲的姓，并继承他的财产。但一位母亲若要离开家庭，所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权利都转给她的孩子们。当一个男人死去时，他的第一个妻子能继承他的财产，而与他共同生活、但没有签订官方契约的其他女人，连一个克鲁塞罗（巴西货币）也无法得到。 　　萨特和西蒙·波娃很受青年们喜欢。在圣保罗，他们安排了两三个黄昏单独出外玩。夜色使白天刺眼的城市变得柔和多了，骑自行车的人也骑得慢多了，时而有个黑人唱着歌从身边走过。度过了喧哗的白昼，他们享受着梦幻般的平静。在里约热内卢的每一个街角，往往都有学生与他们搭腔。一次讲演结束时，一位姑娘问道： 　　“萨特先生，你对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萨特俏皮地笑道，“我从没有遇见过我自己呀。” 　　“啊，多为你伤心！”她即兴大叫一声。 　　这时，恰好有一位法国政府官员也在里约热内卢。在当地政府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一位巴西朋友带着醉意对他说： 　　“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的是让-保罗·萨特。” 　　那位官员只是笑了笑。 　　当这位巴西朋友事后把这事说给萨特和西蒙·波娃听时，大家都笑了，说既然巴西人这么欢迎萨特，把萨特这根羽毛从法国的帽边上拔除就显得大错特错了。萨特说： 　　“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两个侧面。” 　　里约热内卢授予他俩“荣誉市民”的称号，并正儿八经地颁发了证书。 　　5. 5000名军团老战士高呼口号：“枪毙萨特！” 　　巴黎的朋友们告诉萨特，9月7日开始对让松审讯，让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到场。萨特鉴于自己已答应要在巴西履行一些义务，一时无法抽身，便给朗兹曼和佩朱打电话，详细讲述了他想对法庭所作证词的具体内容，随后，又寄去了证词的具体文本，供法庭上宣读，证词写道： 　　我为本人不能出席军事法庭的听证会感到万分遗憾。为此，我要就在早先拍发的电报中讨论过的问题作更为详细的解释。事实上，仅仅肯定自己同被告“完全站在一起”，这并不够。我必须解释原因何在。我从未见过埃莱娜·居埃纳特，但是，通过弗朗西斯·让松，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如今受审的“支持组织”是在怎样一种条件下工作的。我重复一下，让松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同事，如果说，我们的观点并不始终一致（这也极为自然）的话，那么，阿尔及利亚问题使我们重新走到了一块。我天天关注着他们的努力。一开始，他们的努力属于那些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为该问题找到答案的法国左翼所作的努力。只有当这些努力遭到失败，左翼明显无所作为的时候，他才决意从事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会给为独立而奋斗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实在的支持。 　　事实上，这时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获得了独立。连戴高乐将军也不得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是你们的。”萨特接着写道： 　　我要重复一句，独立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不能确定的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未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使这个国家腐烂了。对自由的日益限制、政治生活的消亡、对使用酷刑的普遍接受、军方对政权的无休无止的抵抗，这一切都标志着一种变化，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在这种变化面前，左派无能为力。只要它拒绝同今日惟一一支正在真正与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自由的共同敌人作斗争的力量联合努力，它就永远那么无能为力。而上述那支惟一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战线。这就是弗朗西斯·让松得出的结论，也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想，我能够说，与日俱增的法国人，特别是法国青年，已决心把这个结论转化为行动。……我与120名大学教师、作家、艺术家和记者们共同签名的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违抗命令的宣言被视作法国知识分子的重新觉醒。 　　法国报刊一致认为萨特的证词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政府为自尊计，应对此作出反应。一位议员则要求对萨特采取法律手段。5000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列队示威，高呼“枪毙萨特”的口号。 　　《巴黎竞赛画报》则用大字标题发表一篇社论：《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 　　法国当局感到十分棘手。宽容他吧，意味着政府的软弱无力，面子上无论如何过不去；对他采取法律手段吧，又将陷入与一个大思想家发生争论而削弱自己的窘境之中。 　　里约热内卢的法国大使馆散布流言：萨特一回国将立即被捕；法国政府宣布，要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至3年的监禁。时任新闻部长的泰雷诺瓦尔宣布，萨特代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杀性的独裁力量。许多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让松组织的情况，刊登“121人”特别是萨特的情况。 　　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 　　11月，他们取道古巴飞往西班牙--萨特和西蒙·波娃都发觉古巴政权已变得冷酷了，蜜月已经过去。朗兹曼从巴黎打电话给在巴塞罗那逗留的他俩，叮嘱他们别搭飞机回国，因为机场上的欢迎可能是激烈的，在答记者问时或许正好授人以柄，使警方得以逮捕他们。 　　他们乘汽车回到了巴黎。他们当即为自己请了律师，还着手为被捕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警察局长上西蒙·波娃的公寓造访了他们，帮助斟酌他们的声明的词句。庭审前夕，治安法庭预审法官据说病了。接下来，庭审无限期延期了，后来获悉控告已经搁下了。稍作细究，原来是政府并不希望对他们提出起诉。传闻戴高乐总统用明显是戴高乐式的措辞进行了干预，他说： 　　“我们不抓伏尔泰。” 第十七章　　斗士与偶像 　　1. 匿名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盛年》出版了。听到该书的订数十分可观的消息，西蒙·波娃心中很是不安，担心自己是否成了畅销书制造工厂？许多评论家则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书。对这一评价，她亦感到有点疑惑。不过，总的说来，满意远远超出疑惑。她以为，当初《闺中淑女》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如今，她觉得那些喜欢《盛年》的热心读者则与她心心相印。 　　萨特一直在拼命地工作。由于大量服用镇静药物，一到夜间就耳聋。一天下午，西蒙·波娃同往常一样去他寓所找他。按了足足5分钟的门铃，还是不见动静。她只好坐在楼梯上等他母亲外出归来。这时，一个可怕的猜测突然闪过脑际：是不是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一想到这儿，她马上扭门撬锁，终于闯进了他的书房，一看，他好端端的坐在那儿，原来，他根本没有听到门铃声。 　　为使萨特的工作状况有所缓解，他俩商议离开法国去罗马避暑，过一段宁静的生活。孰料动身的那天早晨，即7月19日7时半，他们正在打点行装，萨特的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刚刚在波拿巴路42号的门厅里爆炸。这一企图暗杀萨特的活动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干的。 　　萨特决定把母亲迁往拉斯帕伊大街的一家旅馆。安娜-玛丽，他那79岁的老母亲并不介意这一变化，反倒觉得旅馆使她摆脱了家务事的缠绕。这些年来，西蒙·波娃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芒西太太具有柔顺慈爱的天性。因为丈夫一肩挑起了照管她和她的孩子的重任，她满怀感激之情；她向来认为丈夫总是对的”。她把全副心思放在儿子萨特身上，并自信自己是儿子不可或缺的人。如果萨特在报纸上受到攻击，她会深为苦恼。当他们的剧本上演时，她一听到这样那样的传闻就忧虑和憔悴，甚至为掌声不够热烈而痛苦万分。 　　从罗马过了4个月回到巴黎后，萨特和西蒙·波娃以克洛德·福克斯的名义租下了拉斯帕伊大街222号一幢尚未竣工的高层楼房第10层的一套工作室公寓，他们觉得迁往那儿比较谨慎。果然，1962年1月7日，一声爆炸炸毁了波拿巴特街42号的上面几层。炸弹放在萨特所住楼面的上一层，炸掉了第15层楼的两套公寓和下一层楼的卧室。萨特的公寓反而安然无恙，只是楼梯给炸得挂在半空。 　　这次爆炸事件是对萨特在罗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复。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个胖胖的高个警察找到萨特，自称接到上面指示，要保护他这位知名人士。这个指示来自于帕蓬先生。从此，他们的门口就有了两名警察。房东知道他们的身份后，总想撵他们走。一个晚上，城里发生了18起爆炸事件。翌日一早，两名便衣警察登门来访，称萨特为“大师”，还给了他本区警察的电话号码。 　　恐怖分子肆无忌惮。许多左翼记者、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大学教师都成了炸弹袭击的目标。那本有关德贾米拉·波巴查的书出版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为了和吉泽尔·哈里米共担风险，西蒙·波娃决定作为她的合著者签上名字），西蒙·波娃回公寓去取信时，才得知公寓管理员一家人头一晚彻夜未眠，他们接到一个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2. 访苏印象：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季” 　　接着，突然之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1962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埃维昂协议，这个协议达成立即停火和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条款。秘密军队组织气急败坏，决定掀起一场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任意谋杀和有计划的破坏活动。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大规模地撤回法国，而无视秘密军队组织的留在原地不动的命令，因此极端分子们遭到了失败。 　　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萨特和西蒙·波娃于7月1日飞抵莫斯科。他们又见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河、高尔基大街。走在城区，一栋栋枞木屋以及一座座曲径通幽的院落和花园掩映其间；在一个个平静的广场上，随处可见下棋的人们；女人们的穿着比1955年时鲜艳多了；广告技巧已大有提高，墙头告示亦排列成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状，内容逗人；入夜霓虹灯招牌争奇斗艳。满街是一片喜气洋洋、生气勃勃的景象。西蒙·波娃和萨特觉得，经过“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冷季节”，迎来了复兴的黎明。 　　这是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黎明--西蒙·波娃描写道--改革者和守旧者正在进行较量，大多数年轻人居于改革者的阵营。新一代人隐晦地指责他们的父辈们当年拥护斯大林主义，可换了他们，又能怎么样？父辈们得活命呀。是的，他们的生活中是有过矛盾、妥协、伤口，乃至懦弱；但未曾与之共渡难关的年轻人，却要对别人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然是不太公道的。当然，年轻一代要求非斯大林主义不能只停留于否定，而应向未来踏出一条新路，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丝毫向资产阶级价值观复归的迹象；而只是向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开战。在听了那么多谎言之后，他们要求了解真相，要求赋予革命的艺术和思想的自由。 　　此番旅行，萨特与西蒙·波娃想逗留于文化这个他们所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他们首先发现，诗歌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祈祷方式，在频繁的诗歌朗诵会、诗歌讨论会上，人们如饥似渴地把那些冲破传统与模式的诗歌当成自己心声的流露与宣泄。一些评论家抨击年轻诗人，官僚主义者也给他们各种阻挠，但是都无济于事。事实上，没有这种随心所欲的宣泄自我，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清规戒律就会卷土重来。 　　1954年，萨特曾在这里走访过一个班的学生。当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一个12岁女孩尖刻地发问道：“你为什么拿他来烦我们？”如今，学生们正在读萨特的著作并喜爱上了他。 　　旅行访问期间，没有隆重的宴会，没有庄重的祝酒词，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他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与苏联文化界的新老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意见一致，有时则出现分歧。人们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劳动营这一问题。西蒙·波娃听一个少妇诉说道：“整整一年时间，我父亲每晚都坐在手扶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等着他们来抓。他的战友一个个全被枪毙了，他至今搞不清自己是怎么漏网的。”一个教授告诉他俩说：“1942年，我被送入一家劳动营，因为我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枪杀战俘。”一个女教师说：“我父亲在劳动营关了6年，可斯大林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哭了。”西蒙·波娃后来回忆说，不知是出于厌恶，还是愚昧，抑或是官方有禁令，总之没有人给他俩详细讲述劳动营里的生活。听到的一则小故事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被送进一个劳动营，他放风说，自己在被抓之前，刚刚发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一章，原始材料虽已失落，但他记得很清楚。假如能给他时间，他能把诗篇重新写出来。当局果然允诺了他。待他完成这一作品后，斯大林主义者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个完全遂合他们心愿的普希金。直至犯人们从劳动营释放出来，那位专家才承认一切都是他面壁虚构而成的。 　　乘坐作家协会交给他们使用的汽车，他们游览了罗斯托夫、基辅和列宁格勒。这次逗留，使他们对苏联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西蒙·波娃认为，如果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们取得的进展很小，那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冲破了许许多多阻挠和障碍的俄国知识分子，以往经历的种种矛盾，其中包括他们所否定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遗产，都迫使他们为自己考虑，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在我们这个受他人制约的时代显得分外有深度。“在苏联，人们正在塑造自我，即使他们在此过程中要遇到重重困难，即使他们周围有着需要承受的挫折、倒退和错误，所有发生的一切也有着深长的意义”。 　　3. 读者无法容忍她走向衰老 　　1963年春，西蒙·波娃写完了《时势的力量》，于是年秋天出版。读者争相阅读，反响热烈。 　　某些评论家则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自传不能算作文学作品，传记作者不能称为作家，而只能称为写东西的人。在他们眼中，西蒙·波娃写作这本书时丝毫未考虑作品的审美价值，而仅将一堆原始的、未加处理的材料公之于众。 　　其实，西蒙·波娃认为，不管是小说、自传、小品文、历史著作还是别的什么体裁的作品，作者总是借助自己体验的独一无二性与他人取得某种沟通；他的作品必须使这种体验显现得一目了然，并烙上这种体验的烙印。而作者正是依靠其文体、语气和节奏把他的体验融入作品。没有哪种作品乍看起来就是不受一般法则制约的，也没有哪种作品先天注定是要失败的。通常说来，一部成功的作品即是想象层次上的一个独特天地。通过这作品，作者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虚构的模式：萨特在宣称每个作家身上都寄生着“吸血虫”时，指的就是这个过程。 　　鉴于此，她对人们的上述误解不以为然。然而，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她事先估计到这本书会得罪一些人，因为她在书中让读者忆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恐怖，想让人们痛苦。孰料酷刑、大屠杀早成了遥远的往事，根本没有人为此而恼羞成怒，倒是一个根本不曾料想的原因：她在书的末尾毫不加掩饰地谈论年老，无意中得罪了好些读者，人们用信件或电话对她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说什么“每个季节都有其美丽之处”，说什么“人到50意味着进入辉煌的秋季，硕果累累，金叶遍地”。一位主持“孤独的心”专栏的女子声称，去做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就能使西蒙·波娃面临的老年问题迎刃而解；一位女记者为了开导她，找出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人作样板，说这个女人乐于开餐馆、夜总会或时装店，因而青春焕然。即使对她充满热爱和赞美的读者，他们也认为西蒙·波娃应该一直是感觉年轻的样子，以免损害她在他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究其实，不少读者是把她当成偶像。他们乐于认为她永恒地保持安详，在与逆境，特别是与年老作较量时保持这种心态。然而，事实上任何生命除非夭折，都会走到某一转折点，在那里，人明显越过了一条边界，再也回不来了。就她本人来说，她在1958年到1962年这段时间里明显地感到自己变老了。因此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的“尾声”中自然而然地写道： 　　老龄，远离它时，你会把它看得很遥远。而那些在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的人，几乎都是年富力强的。曾记得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40岁了。”还没有等我从这一发现的震动中定过神来，我已经50岁了。当时攫住我的那种恍惚还留在我身上。 　　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老了。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西蒙·波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谈论着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她碰巧是我。…… 　　为了确信自己真的已经变老，我只好站到镜子面前。40岁时，有一天我想道：“在那镜子的深处，老龄正打量着我，也正等待着我，这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天，她会赶上我。”现在，她已经赶上我了。看到自己的脸--这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时候，我经常目瞪口呆。我理解请人打碎所有的镜子的拉·卡斯蒂寥内。曾几何时，在别人的印象里，我对自己的外貌毫不在意。这正如那些身体健康、总能吃饱喝足的人从来不去关心自己的胃口一样。在那些我能够心平气和地观察自己的脸的日子里，我根本不去关心它，觉得它自己会照看好自己的。这种心绪到底还是结束了。现在，我已开始厌恶自己的外表了：朝着两眼耷拉的眉毛、向下松垂的眼泡皮、鼓胖过分的脸颊、因皱纹而使嘴角边产生的那种总是悲戚的神态。也许在街上与我相遇的那些人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与她年纪相符的五旬妇人，既不更老一点，也不更年轻一点。但是，我在看自己时，却感到脸已经遭到时间这一瘟疫的侵袭，对此又无药可救。 　　而且，其间还将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从今往后要发生的非同小可的新的变故只会是灾祸了。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而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因而也无法再与你说话，这同样可怕。……然而，我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愿去想自己灵肉俱寂的前景。我不无伤感地回想起读过的所有的书、到过的所有地方、积累的所有知识，这一切不会再增多了。各种音乐、各种绘画、各种文化、数不清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变得毫无价值，它们酿不出蜜来，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任何营养。……至于说那些各有定数的事物，我曾有过的那些经历，连同它们的井然秩序和随意排列--北京的京剧、韦尔瓦的竞技场、巴伊亚的candomblé、瓦德的沙丘、瓦朋西亚大道、普罗旺斯的黎明、梯林斯、卡斯特罗对50万古巴人演说的情形、一片云海中的玫瑰色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宁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钟声、比雷埃夫斯上方桔黄色月亮、沙漠中升起的红日、托切洛、罗马，我曾谈到过和其他我未能提及的一切--它们也再不会在什么地方再生了。要是它们曾至少使地球变得充实，要是它们曾经孕育了什么……我眼前浮现起那一排迎风摇曳的榛树篱，心中回想起那句在我出神地凝视脚下的金矿时为抚慰那颗怦怦乱跳的心而发出的誓言：活好这一辈子。我丝毫没有食言。然而，当我回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那位年轻而又轻信他人的少女的时候，我才茫然若失地意识到自己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之所以产生这种“我受骗了”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西蒙·波娃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影子，而是缘于她对现实世界的罪恶、恐怖的深恶痛绝。同时，她这种失望还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失望。发现了人类的不幸，发现了那个把年轻人曾希望过的“绝对”夺走的存在的失落，于是，她写下了“我受骗了”的话。由于她写了些大彻大悟的话，有些读者就把她当作一个被年老和失望压倒了的女人。甚至还有精神病医生认为她的这种心态是抑郁症发作的表现，因而好心地提议帮助她治愈这种疾病。然而，常识告诉人们，写轻松读物的作者未必活得轻松，而写伤感和辛酸作品的人往往充满活力，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崩溃了，绝望了，他还能写出任何东西来么？ 　　4. 母亲之死与《安详的辞世》 　　正在罗马旅行的西蒙·波娃接到巴黎来电，得知古稀之年的母亲摔断了一条腿，朋友们已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西蒙·波娃马上返回巴黎。医生已诊断出老人患了癌症。西蒙·波娃和她妹妹守在奄奄一息的母亲的床边。临终的情形是可怕的。当她妹妹向一个护士谈到她母亲在最后两周的痛苦时，这个护士说：“我向您保证，太太，这是很安乐的死。” 　　这个护士的感叹深深触动了西蒙·波娃的灵感，并成了她有关母亲之死的一本书的标题。《安详的辞世》（或译作《很安乐的死》）是西蒙·波娃最短的作品之一，也是萨特认为是她的最佳作品。该书是对一个在现代化医院中死于癌症的老年妇女的冷静的、有时是令人痛苦的描述。在写作这本书期间，西蒙·波娃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梦见母亲。大部分书评持的是赞赏态度。读者们认为，尽管书很伤感，但它有助于作家们经受住失去所爱者之后的痛苦。西蒙·波娃感慨地说道：作家们写出骇人听闻或极其痛苦的体验，并非出于怪癖、表现欲或是为了寻求刺激。他们借助文字的媒介把这些体验普遍化，让经历着各种不幸的读者们感受到兄弟情谊。事实上，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一个无法取代的功能就是克服人们普遍的孤独感；不克服它，彼此都会成为陌路。 第十八章　　抗议与写作 　　1.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令世人瞠目结舌 　　1964年，由于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该年度具有轰动性的大事件。 　　10月15日《震旦报》刊发的一则电讯中，首次暗示了萨特有可能成为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萨特立即写了一则声明，经翻译后由他的瑞典出版商的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他这么写道。还补充说，他的拒绝并不应理解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不够尊重。 　　那天，萨特和西蒙·波娃正在蒙帕纳斯的一家餐馆大嚼猪肉，追踪而至的记者们告诉说，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了，他是得奖者。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院士们根本不考虑他的拒绝呢？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的致辞写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由瑞典学院决议颁给让-保罗·萨特，“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位荣誉的得主已经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但他的拒绝并未改变本奖颁赠的有效性。不过，在这种状况下，该学院只能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 　　1964年10月号的《费加洛》杂志上，萨特就此作了公开声明，表示他因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而业已引起的丑闻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写信给瑞典学院，不要选他为得奖人，只是他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别说明他的拒绝不是出于对瑞典学院的轻视，而是基于其个人的和客观的理由。 　　所谓个人方面的理由，是由于他对作者职责的观念的固有看法，而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衔，因此他这次的拒绝不是没有先例，譬如他拒绝过“荣誉勋章”，不肯进“法兰西学院”，假如“列宁奖”颁给他他也会同样予以拒绝。他以为，作家一旦接受这类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毕竟是重要的。 　　至于客观理由方面，萨特认为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涉入下进行。再者，他认为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以苏联为例，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此奖，而受到奖赏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又恰恰都是在国外编印而在其国内遭到查禁的。为了建立平衡，本可以在另一方面作一个姿态。再者，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当我们签署《121人宣言》时，我会感激地接受诺贝尔奖金，因为这会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的荣耀”。 　　末了，他表示了对瑞典学院的情谊。 　　此外，是否接受25万法郎的奖金亦使他踌躇。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可以把这笔钱捐赠给伦敦的“反种族隔离委员会”之类的重要事业，拒绝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这些组织失去了一次接受援助的机会。 　　在瑞典学院宣读他的声明之前，他不愿与新闻媒介见面，便躲在西蒙·波娃那儿。然而，安娜-玛丽打来电话说，她在拉斯帕伊大街222号被记者包围了。午夜，他动了恻隐之心，出面让人采访和摄影。翌日一早，他回到拉斯帕伊大街时，一辆电视摄像车已停在大搂前。 　　反应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称萨特是“不可救药的诽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而安德烈·勃勒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最使萨特痛苦的是穷人的来信，全都诉说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莫斯科方面也误解了他，萨特在作家协会的自由主义朋友们认为，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感到遗憾，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者一边去了。 　　好在西蒙·波娃理解他。 　　好在卡罗来纳研究所所长S·弗利堡在一片为之大哗的非议声中仍对萨特拒绝接受此奖表示理解，并高度评价他： 　　“作为作家与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和知识分子的讨论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受赞誉，受争论，受批评。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内在，由深沉的、严肃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读者，以至世界。他的哲学被年轻人奉为一种解放而欢呼。” 　　2. 一个年轻粗壮的美国小伙子，敲响了她的家门 　　1965年3月，萨特拒绝前往美国为康奈尔大学就福楼拜和哲学作一系列演讲，以此作为他对越南战争的首次抗议。4月，首批美国战斗部队在南越登陆，萨特说这完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演。反战的抗议活动正在美国不断扩展，萨特给波士顿的一次集会拍发了电报，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法国知识分子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曾获得过的更大的成功。 　　1966年2月，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受到审判，为了表明与这两个受到监禁的作家休戚相关，萨特和西蒙·波娃拒绝在这一年访问苏联并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最大的抗议活动正在等待着他们俩。 　　伯特兰·罗素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准备进行一次专门涉及越南的战争罪审判。这一组织的秘书长舍恩曼--一个年轻粗壮的美国小伙子敲响了西蒙·波娃在巴黎的家门，询问她和萨特是否愿意充当法庭成员。舍恩曼说，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去越南，还将要求美国左翼人士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事情的关键是唤起全世界的、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舍恩曼特地说明，庭审将在巴黎举行，萨特和她不必出席全部庭审，他们可以指定自己的代表，还会向他们提供庭审材料。 　　他俩同意了。 　　1966年11月，罗素和舍恩曼宣布“伯特兰·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诞生。1967年1月，萨特前往伦敦，会晤舍恩曼和他的一批同仁。法庭在寻找东道国时遇到了麻烦。英国宣布，它将不允许任何愿意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从而把自己排除在法庭考虑的国家之外。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后，瑞士政府出面干预，不准法庭设在该国。法国也不允许在巴黎开庭，萨特为此写信询问戴高乐，戴高乐回信时优雅地称呼萨特“我亲爱的大师”，并答复“是的”。最后，瑞典政府出于对自己的民主原则的维护，十分勉强地允许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在萨特和西蒙·波娃带着各自的代表抵达瑞典之后，才知道法庭的组成成员。罗素是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德迪耶将主持听证。除了西蒙·波娃，惟一的女性是参加过古巴革命的梅尔瓦埃尔南德斯。 　　在弥补了由舍恩曼犯下的各种大错，包括他对瑞典首相的攻击，并且克服了各种内部的敌意后，在瑞典电视台摄像机耀眼的灯光下，听证会在人民大厦的礼堂开始了。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2、美国是否对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了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什么程度？ 　　在瑞典新闻界和公众越来越大的敌意中，法庭听取了潘万巴和其他北越人以及越共代表的证词。5月10日午夜三点，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上都有罪的裁决，并商定在秋天举行的最后一次开庭时再相聚。是年11月，西蒙·波娃与萨特赴哥本哈根参加罗素法庭第二次会议，谴责美国于万里之外侵略越南，搞种族灭绝的罪行。 　　3. 读者认为就生活在《好形象》描写的世界里 　　从1966年到1970年，西蒙·波娃始终坚持写作。 　　1966年11月，出版了小说《好形象》； 　　1967年11月，出版了《被毁的女人》，并附有妹妹普佩特作的版画插页，这是姐妹俩首次在事业上的合作； 　　1968年1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毁的女人》； 　　1969年1月，出版了《老年》。 　　在小说《好形象》里，西蒙·波娃通过一位已婚的年轻女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女子和周围的人们相处十分和谐，但又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在自己的环境中过得不自在。她是一个10岁女孩的母亲，她又有一个留恋过去的父亲，这种双重的归顺正是她那不归顺感的由来。因为她的父亲，她对成功和金钱抱怀疑态度；而她10岁的女儿提出的问题又使她认真地反省自己，但她找不到答案，尽管她想冲破黑暗，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与以前的几部小说不同的是，以前的几部小说中的人物的观点都十分清晰，而在这本书中则是让沉默者说话，在作者不出面的情况下，透过女主人公那蒙昧的黑暗空间，将这个窒息她的世界的丑恶面目予以淋漓尽致的暴露。 　　书出版后，十分畅销，12周内大约售出了12万册。许多批评家、读者都说他们喜欢这本书，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认为小说写的正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就生活在书中描写的世界里，他们也像书中女主人公洛朗丝一样落在一个圈套之中，感到被囚禁着。还有人祝贺她在文体和技巧上有所创新。当然，也不乏各式各样的批评。 　　关于洛朗丝的父亲，那个利用自己的文化维护和确保道德方面的安逸而置真相于不顾的冒牌哲学家，人们有不少误解。不少人以为作者西蒙·波娃欣赏他的生活方式，赞同他的思想，从而指责她留恋不再拥有的过去，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洛朗丝一开始对父亲盲目崇拜着，但通过一趟希腊之行，她渐渐发现了她父亲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不受金钱和成功的影响，而且在放弃原则时也并不缩手缩脚。洛朗丝的幻灭不是以言辞而是以身体表现的：她患了极度厌食症。人们怎么可以认为作者认同了那位老自私鬼的胡言乱语呢？ 　　《被毁的女人》的创作冲动则是来源于几位40岁女人寄来的心腹之言。她们的丈夫都离开了她们另寻新欢，尽管具体的性格和环境各异，但她们的故事中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妇女甚至连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都不明白，她们认为自己丈夫的行为矛盾而反常，情敌则不值得丈夫去爱。她们的世界正在崩溃，她们最终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 　　西蒙·波娃选择了一位陷入感情危机的可爱女性作为女主人公，她叫莫尼克，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但又无法对丈夫的事业产生兴趣。丈夫的知识修养远胜于她，而且早就不再爱她。他深深迷恋着一位比莫尼克开朗、活泼，对他更体贴的高级女律师。渐渐地，他与莫尼克分道扬镳了。故事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新奇之处。西蒙·波娃选择的叙述方式却使这部作品扑朔迷离。她让莫尼克用记日记的方式表现她是如何躲避真相的，从日记这一页到那一页，她不停地掩饰、说谎、自欺欺人。她自己掘出了一口黑暗之井，然后深深地掉下去，以至于不再了解自己的真实形象。于是，这比《好形象》的写作难度自然更大一些。 　　在《被毁的女人》问世的同时，还发表了另外两个短篇小说：《独白》和《责任年龄》。这三篇作品有两个主题：孤独与失败。这三部作品结集出版后，公众购买的踊跃程度不亚于《好形象》。不少作家、学生和教师祝贺她再次有所创新。但总体而言，该书比过去的作品更不被理解，大多数批评家对她大加挞伐。 　　在一次由法国电台转播的公开辩论会上，皮埃尔-亨利·西蒙挖苦她自从写了《安详的辞世》之后便不再写严肃文学了。另外有人在电台上攻击说：“自从那次在雷恩路瞥见西蒙·波娃以后，我老懊恼自己写了那篇文章，她弓背而行，又老又瘦，人该有怜老之心嘛。顺便说一句，加利马尔就因为这才继续出版她的书的。”不久以后，还是他，与同伴会意地眨着眼，说着前后矛盾的挖苦话：“她的小说很畅销呀--是啊，她就能写畅销书！”他们中许多人惋惜这本书不能与《一代名流》和《第二性》相比，然而，他们也许得了健忘症：正是这些人当初攻讦《一代名流》，也把《第二性》贬得不名一文。 　　由于评论界的恶意中伤，一些读者对这本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有的说：“她熬到60岁才发现普通家庭妇女习以为常的东西。”还有一类正为妇女事业奋斗的女子，为小说没把妇女写得富有战斗精神而失望。她妹妹曾在电视上接受记者关于她画展的专访。记者问她： 　　“这本书可以说是你姐姐写得最平庸的一本，你为啥要为它作插图呢？” 　　她激烈地为之进行了辩护，还补充说：“有两种人喜欢这本书。一种人头脑简单，只是为莫尼克的悲剧所打动；另一种是知识分子，他们能理解书的全部内涵。那些不喜欢的人都是半吊子文化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理解不了这本书。可他们偏偏又自命不凡，怎能没有偏见呢？” 　　4. 《老年》：破除了那些关于老年的神话 　　产生像写《第二性》一样写《老年》这本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破除那些关于老年的神话，驳斥那些假话与空谈。她需要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是个女人，她希望女人们都能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她希望知道老年的局限和实质。 　　该书出版时，适值针对老年人社会问题的《社会状况普查》报告发表。《法兰西晚报》用头版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这一报告的分析文章。一时间，这个问题成了新闻热点。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公众愈发急于阅读它了。 　　这本书得到了批评家的普遍好评。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批评家，都认为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境遇确实骇人听闻。最令她高兴的是来自一些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首肯。一般说来，专家学者对于那些斗胆进入自己“领地”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但是这回他们却热情祝贺《老年》问世，还有人主动提出与她合作。 　　西蒙·波娃仍在不停地写作。她知道几乎没有可能远远超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不想放弃写作所赋予的那种愉悦感--那种每写一本书就像在想象的空间重新把自己创造一遍的感觉。 　　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她为纪实文学《特雷布兰卡》写序的事。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斯坦内尔的年轻人，他在这部描写法国死亡营的作品中，通过采写极少数幸存者，参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件，写作时采用冰冷的文体和浓烈的幽默，并站在特工的角度看问题，以便理解他们是如何把80万人一个个地处死的。书出版后，国内发起了一场全面声讨他的攻势。为了替《特雷布兰卡》说话，西蒙·波娃组织人马作了一次讨论，讨论内容刊登在《新观察家》上。胡塞投书《新观察家》进行反驳，西蒙·波娃随即针锋相对地给予了反击。好些人来信支持她，但也不乏有人对她为之写序感到惋惜。有人甚至建议她在该书即将出版的外文版中把序言抽掉，她拒绝了。 　　尽管斯坦内尔因为该书备受攻击，但还是获得了“抵抗文学奖”。至此，西蒙·波娃亦为之嘘了口长气。 第十九章　　政治旅行 　　1. 在日本，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1966年夏天，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先生和东京大学邀请，西蒙·波娃和萨特于9月17日飞抵日本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情欢迎。100多名记者早已在机场等候着他们。同行的8位日本议员气愤地说：“谁也不管我们，只是连珠炮般向西蒙·波娃和萨特提问。” 　　此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摄影记者在他们前前后后忙个不停。海关出口站着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起初他们静静地站着对他们俩微笑，然后呼喊着他俩的名字，并抓住他俩的手臂摇个不停，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日本人酷爱读书。日本出书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避免美国的影响，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法国文化，因为政府虽追随美国，但美国文化在日本知识界尤其不受欢迎。萨特和西蒙·波娃的著作全被译成了日文。《第二性》简装本出版后成了畅销书。所以他俩受到这种欢迎便在情理之中了。 　　东京之行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他们就日本的形势问题向政界人士和知识界人士提问，与作家和教师交谈，并对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1945年一败涂地而今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日本--不断寻根究底。 　　此外，他们尽量设法接近和走进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比起无数小汽车吵吵闹闹行驶的大街，他们更喜欢那些由传统木屋构成的僻静的老街，这里古风犹存，手工技术仍很兴旺，传统与现代在这儿共存的迹象十分明显。 　　日本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一到夜间11点，各类活动便戛然而止。只有在新宿的某些地方，夜生活一直持续许久。他们去那里的大商店、电影院、时装小店、酒吧、夜总会、音乐厅、脱衣舞厅、玩拍奇科球的场所信步闲逛。由于报章杂志和电视大量刊播他们的照片，有人不时认出了他们。有的送传统礼品，有人请他们签名，一位年轻人不声不响送西蒙·波娃一朵花。“一天夜晚，我们来到银座一家音乐厅，”西蒙·波娃写道，“节目中有舞蹈、脱衣表演和滑稽小品。其中的一个节目当众嘲笑僧人。我觉得很吃惊，因为这太粗俗。台上的僧人扮演淫荡的角色。他正在墙上画着一些猥亵的图画，路人走近，他便巧妙地涂上一笔，使画面显得平常一般，而一旦路人离去，他又会添上一笔，使其更猥亵。” 　　他们观看了日本传统戏剧--能戏，观看了一种叫作文乐的木偶剧，以及由文乐剧衍化出来的角歧戏。到附近的乡村走了走，感觉良好。之后来到了风光旖旎的京都。 　　因为京都太美了，所以当年美国人手下留情，使得这座美丽城市幸免于轰炸。这儿保存下来的有旧式住宅区和1700座庙宇。“透过旅馆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低矮的屋顶古屋、穿过城内的小河和遍布商亭的街道。我们对京都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西蒙·波娃美美地这么回忆。 　　刚到日本时，他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萨特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谷崎著作的赞扬。他那住在京都附近的遗孀邀请他俩去她家作客。与谷崎结婚之前，她是谷崎一位朋友的妻子，在其丈夫的允许下，她一度成为谷崎的情人。有妇之夫的谷崎，把自己的妻子送去与另一位朋友生活，便与现在这位太太成了家。后来他在《放荡忏悔录》和《一位疯老头的日记》中，叙述了自己老年时代的性爱经历：前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是妻子，后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换成儿媳妇了。 　　见到谷崎太太后，萨特慎重地询问她关于她丈夫的性生活是否真像他书中描写的那样。“事实是，谷崎要他们夫妇俩都照他所描写的瞎女音乐家那样去实践。开始她不愿意，但后来因为崇拜他便同意了。然而他是艺术家并按想象去体验事物；他的道德是纯真的。说话之间她一次又一次做出用手帕擦去眼泪的样子，其动作和我们看到的那位表演泪水满面的女主人翁的老男演员毫无二样。”西蒙·波娃在回忆录《清算已毕》中这样回忆道。 　　在京都逗留一阵后，他们还去了大阪、长崎、广岛、仓敷等地。在被誉为“和平之城”的广岛，人们对可怕的原子弹依然记忆犹新。 　　2. 她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 　　从1962年到1966年，西蒙·波娃和萨特每年都要去苏联旅行。 　　西蒙·波娃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晶莹洁白的雪花挂满枝头，成群结队出门滑雪的男男女女，广场上高高的圣诞树，剧院里翩翩而至的年轻胖女人……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旨在促进东西欧作家间的交流。此事与萨特1962年7月在莫斯科提出的文化纲领完全吻合，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欣然同意加入。该组织定于1963年7月在列宁格勒召开一次大会。然而，就在开始筹备工作和最后章程期间，赫鲁晓夫为斯大林辩护，激烈批评文学艺术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并严厉指责爱伦堡等的“三月讲话”，使得列宁格勒的“八月会议”成了一次陈词滥调的演习。苏联作家纷纷表达了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对腐朽堕落的西方的蔑视。为了防止会议的彻底失败，苏联组织者请求萨特就会议事项作一个有条理的总结，萨特照办了。组织者还说服赫鲁晓夫在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接见作家代表团。西蒙·波娃料想，他们是应邀而来的，赫鲁晓夫会对他们友好相待。孰料恰恰相反，赫鲁晓夫辱骂他们是“这么多资本主义的仆从”。直至发作完毕，他才好不容易放缓语气说：“你们也还是反战的，因此，至少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吃喝。”事后才得知，在他们到达前的几小时，法国共产党首脑莫里斯·多列士刚与赫鲁晓夫会晤，告诫他说，他会会见一群危险的反动分子。很显然，这位法共首脑的话直接影响了赫鲁晓夫的情绪。 　　萨特觉得必须给赫鲁晓夫一个回敬。11月，接到捷克作家协会向他和西蒙·波娃发出的邀请后，他借题发挥说，如果西方作家的部分遗产被他们的东方同行视为“颓废”，那么，东西方对话就无从谈起。萨特提到几个月前在列宁格勒会议上被挑出来的三个“颓废派作家”--弗洛伊德、卡夫卡和乔依斯，他说，正是这三个人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65年夏天，萨特和西蒙·波娃在苏联避暑期间，单独顺道前往赫尔辛基出席和平、民族独立和全面裁军大会。传记作家A·马德森写道：其时，正值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在美国扩大征兵，以便在南越集结一支大规模的美国军队。中国共产党谴责俄国人在越南问题上的中立态度，称他们为通敌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紧接着，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卡夫卡不再被视为颓废派，爱伦堡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重新获得发表的权利，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新露面。 　　西蒙·波娃和萨特游览了立陶宛，还参观了普斯科夫的普希金庄园。回到莫斯科后，他们的老友爱伦堡告诉说，现在最重要的出版形式是私下出版。曾被审查员们宣判为不准发表作品的作家们，让朋友帮助打印和誊写作品，这种极其吸引人的地下文学，正在和官方文学作品平分秋色。西蒙·波娃读了尤里·丹尼尔的一个用法文私下出版的短篇小说，还读了另外一个作家用英文发表的小说《冷冰冰的人和其他故事》，她发现他们用讽刺的笔调谴责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但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即便如此，两位作家仍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为此，萨特和西蒙·波娃拒绝参加1967年的苏联作家联盟大会；而1968年俄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则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同苏联永远断绝来往。 　　3. 苏军坦克，怎能摧毁这万众一心的抵抗呢 　　苏军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天，西蒙·波娃和萨特正在罗马。萨特当即向共产党报纸《国家晚报》发表谈话，他把苏联称作“战犯”。3个月后，西蒙·波娃和萨特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状态反对瓦茨拉夫广场上的苏联坦克。 　　他们观看了由捷克人在那个悲剧之夜以及随后一天拍摄的纪录片，一个个怵目惊心的镜头，使得他俩对苏军的侵略行径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捷克朋友也让他们俩看由俄国人拍的纪录片--它们在苏联到处放映，解说词纯粹是颠倒黑白。举个例子吧：在某个部的地窖里找到武器后，便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们的弹药库。这个苏联版的纪录片也在布拉格上映，其歪曲和欺骗暴露无遗。 　　同他俩交谈的每个人，都会谈到有关十四大的情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公然无视占领者，秘密举行了这一次大会。大会旨在使社会主义改革合法化，并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通过交谈，他俩确认捷克之春的目的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新政权想做的是摒弃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统治和警察手段；是以诱导代替强制；是通过人民秘密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指定领导者，是让工人掌握政治权力，承担经济责任--他们想把真正的社会主义付诸实施。如今，俄军的铁蹄蹂躏着他们的国土，扼杀了杜布切克的含笑的社会主义，他们愈发紧密团结，反对占领。 　　那么，苏联干涉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的朋友斯韦特拉娜认为，苏联官僚们是被布拉格打算彻底揭露审判真相的想法吓坏的；老百姓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但不支持其中哪个特定的成员；那些要为审判负责的人就面临着被另一些受到较少牵连的人排挤的危险。”西蒙·波娃这样描述道。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莫斯科不能忍受放弃集权，他们非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支配下不可，他们无法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争取一定程度的自主的要求。 　　在离开布拉格的时候，西蒙·波娃和萨特怀揣着比抵达时大得多的希望，乐观地认为：苏联侵略军的坦克，怎么能摧毁这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抵抗呢？ 　　4. 埃及：拾捡文明碎片 　　近些年里，除了越南战争外，对西蒙·波娃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便是阿以“六日战争”了。 　　埃及是她从孩提时代就盼望了解的国家，尼罗河、金字塔、梅农的塑像对于她充满了吸引力，令她一直心往神驰。她和萨特决定访问埃及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也都接受他们也去另一个国家访问的想法。 　　1967年2月，应纳赛尔发言人兼《金字塔报》总编海卡尔邀请，他们乘飞机抵达开罗。那里，有收藏大量珍贵文物的博物馆，使你不能不惊叹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的厚重；落日下郊外的金字塔，以神奇的抽象派雕塑，使你忽然想到某些超现实主义绘画；开罗还有少数从古城墙留下来的垒门建筑，堪称壮丽；还有苏丹哈桑的清真寺中，那三柱廊尖塔、伸到纪念碑门口的雄伟的阶梯以及与之相称的清真寺内景，都令你不能不流连忘返。 　　埃及政府拨出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他们于是遍访历史遗迹，拾捡文明碎片。此外，他们还走访了工厂和村庄，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着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去了一个名叫卡姆希什的村庄参观，并受到了精心组织的欢迎。这个村庄由于同封建地主作斗争而闻名。纳赛尔试图进行的农业改革遭到了封建地主的顽强阻挠，政府发现了许多地主杀害农民的案件。卡姆希什村也不例外，该村一位教师--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在当地的负责人因领头与地主费克基斗争而被暗杀。政府逮捕了费克基一家，并成立了消灭封建主义委员会，号召各地以卡姆希什为样板，积极开展反封建斗争。当西蒙·波娃和萨特一行在当地行政官员的陪同下来到这个村庄时，一大群村民出来迎接，标语上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并尽力放开喉咙高呼：“萨特万岁！西蒙万岁！”一位女教师领着一群穿黑衣服的农家妇女高呼：“西蒙万岁！西蒙万岁！” 　　不过，这次旅行没能了解到任何与贫苦雇农生活条件有关的情况。只是知道农妇们不到至少生下五六个小孩，是不愿避孕的。雇农们把儿子视作宝贵的财产，他们年老时需要儿子耕种土地。纳赛尔已发动了鼓励控制生育的运动，但收效还不太明显。 　　纳赛尔还主持制定了男女平等的宪章。但伊斯兰教反对这种平等。西蒙·波娃遇到几个埃及女权主义者，从而得知这里的妇女根本享受不到与男子同样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和经济权。西蒙·波娃应邀在亚历山大大学演讲时，便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狠狠的抨击。在开罗作的一次演讲中，她又措词激烈地指责埃及男子在对待女子时，活像封建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并从他们自己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主而英勇奋战这一点出发，对他们不平等对待女性的立场进行了谴责，赢得了听众中一大群女子的拼命鼓掌。 　　旅行接近尾声时，纳赛尔在赫利乌普利斯他的住处会见了萨特一行。在西蒙·波娃眼中，纳赛尔根本不像一些不怀好意的摄影者拍的照片那样“露出白牙窃笑”，他的声音、他的表情透出一种沉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忧郁的魅力。 　　他们被带往边境。以色列的旗帜在迎风猎猎飘扬。在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驻扎着戴蓝色头盔的联合国士兵。萨特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一番交谈。萨特总希望找到一个能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但巴勒斯坦人坚持要把犹太人从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上赶出去。 　　5. 以色列归来：战争只不过是个遥远的威胁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取道雅典飞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方面出面邀请他们的是包括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各方人士在内的接待委员会。参观梅尔哈里亚集居区时，统一工人党领袖梅尔·约厄里在那里欢迎他们，并与萨特作了一席长谈。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则与一群妇女聊了一通。在最早一个集居区--“集居区之母”达加尼亚·B，以色列议会议长卡迪什·路兹陪他们在社区食堂吃了午饭，议长的妻子深情地回忆起当初如何挥汗如雨从零起步创基立业的过程。 　　他们与这个民主国家的各种派别、各种组织、各种职业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接待了包括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在内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不久后，萨特接受了一份由弗拉帕编辑的评论杂志《新视野》编辑人员的采访，他在总结旅途印象时说： 　　“我从没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到一个以色列的公民应有的权利。” 　　在耶路撒冷，他们同阿拉伯人作了最后一次接触。“我们一路交谈、争论、收集情况，一路察看以色列的乡村和城镇--加利利、泰布尔、约旦河、至福山、太巴列湖。在小时候，我曾激动地为这些神圣的地方做过梦，现在一看，它们不过是些世俗的场所。在那片绿色的世界里，我找不出那些曾被耶稣的双脚践踏过的灰土飞扬的秃山丘……” 　　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不同境遇中完成了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旅行。每个国家的要求对另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接受。埃及不会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不会接纳100万巴勒斯坦人。但双方都说渴望和平，以色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和平。”为开展工业化和沙漠灌溉化建设，埃及当然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因此，在西蒙·波娃他们看来，战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但是，回到巴黎后不久，那里的局势动荡不已，战争爆发了。“出于不同的原因，我觉得两个国家都很可爱”。在西蒙·波娃心目中“都很可爱”的这两个国家终于兵刃相见了。 第二十章　　五月风暴·女权运动 　　1. 深深地卷进“五月风暴”之中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事情是由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委员会的4名公立中等学校学生遭到逮捕引发的。3月22日，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南特的学生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并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校长帕拉潘宣布关闭南特大学，想使这些“愣头青”就范。可“愣头青”去占领了索本大学，校长罗歇叫来警察，很多学生在撤离时遭到逮捕。矛盾更激化了，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示威。遭到警方的阻挠和镇压后，示威行动愈演愈烈。5月10日，两个工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和法国学生联合会发布命令：进行无限期罢工罢课罢教和反抗镇压的示威。 　　西蒙·波娃感到她和萨特已深深地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5月9日，他们发表的声明中，声援那些向不合理制度发起挑战的斗士，并希望能够保持足够的“反抗力量”，以展示一个崭新的未来。5月12日，萨特在卢森堡电台发表了讲话，认为学生反对现行大学体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砸烂它，为此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他的讲话很快被复制成传单在拉丁区散发。 　　索本大学刚一重新开放，学生们就占领了校园。西蒙·波娃经常和朋友们到那里去，到处溜达，谈话，倾听讲演和讨论会，看每天都会出现的新的标语、口号、传单、漫画、大字报。5月17日，他们打着索本大学的红旗到比朗科，横幅上大书“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他们意识到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与，才能战胜当权统治。 　　于是，在南特爆发了罢工，并很快波及到全国。5月18日，巴黎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停止了运行，汽油供应紧张，银行关门，清洁工罢工后垃圾满街。到5月24日，罢工人数达到900万，他们高呼“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在工厂上空升起了红旗并占领了工厂。 　　5月20日晚上，若干名作家被邀请到索本大学与学生一起开座谈会，萨特和西蒙·波娃亦在邀请之列。此后，他们一直与运动保持来往，萨特还为《新观察家》刊物采访了科恩-邦迪。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中写道：“这个事件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他们成了新资本主义矛盾爆炸的焦点：这种爆发意味着整个制度处于摇摇欲坠之中，而这直接涉及到了无产阶级。这当然就是900万甚至1000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的原因。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旗，35年来第一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升起。5月已经证明，由工人们掌握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群众的革命首创性是必需的。” 　　2. 一对在街头卖报的老人被团团围住 　　西蒙·波娃陪伴萨特和他母亲安娜-玛丽一起度过了1969年元旦。 　　萨特母亲的健康情况不好，她患有高血压、头痛和风湿病，1月3日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两星期后死于尿毒症和第二次中风的并发症。 　　“五月事件”产生了一批五花八门、远离常规的报纸，如《我控诉》、《人民事业报》、《国际白痴》和《革命》等等。《心心相印》的作者A·马德森写道：这种“地下”报刊经热情洋溢的“毛派”在街角和校园兜售，为25岁以下的青年爱不释手。《人民事业报》把它的追随者比作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把共产党人比作纳粹通敌分子，声称国土被资产阶级“占领”了，号召人们起来“解放”国土。其口气之强硬、措辞之激烈，令神经质的蓬皮杜政府承受不了。1970年4月，该报两名年轻编辑被捕，6月，法院判处这两名编辑各一年徒刑。为此，大学生在好几个地方与警察发生冲突。几天后，警察包围了印刷该报的工厂，要对工厂老板实行“监督拘留”，并没收了另一期正在印刷的报纸。工人们包围了警车，使得警察没能抓到工厂老板，而且7万多份报纸早已被偷偷运走。 　　翌日，《人民事业报》的报头栏印上了它的新社长--让-保罗·萨特的名字，当天傍晚，在蒙帕纳斯墓地后面的达盖尔街上，路人可以看到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记者团团围住一对老年男女，这对老人便是萨特和西蒙·波娃，他们正在向手挎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下班回家的男子分发《人民事业报》。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的最末几页谈起了这件事： 　　“我们挤过人群，一边高喊‘请读《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报道自由’！一边分发报纸；接着，我们来到勒克莱尔将军大街上，那里的人更多。有的人带着不赞成的神色拒绝接受报纸。‘这是被取缔的’，一个男人说。而有的人毫不介意地接受报纸，还有一些人叫喊着要一份报纸。”有个年轻警察走了过来，拿过萨特手上的一迭报纸，抓住他的手臂，便要把他带往管区警察所。这时，摄影记者闪电式地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喊了一声：“你抓走的是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警察一愣，就松开手，离开了这里。萨特紧随其后，警察只好越走越快，后来几乎是在奔跑了。 　　翌日，他们俩与另外20余名支持者一道，在右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一辆警车把他们带到警察所检查身份。除了把萨特留在门外，被告知自由了以外，其他的人全被带了进去。萨特立即将余下的报纸分发给聚拢来的人群，之后自己把自己请进了警察所。不久，来了几名穿便衣的上级官员，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到一边，告诉说半小时内每个人都会释放。萨特明确表示，他和西蒙·波娃将最后离开。萨特后来告诉电视台记者，他是有意要置政府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警方的慌乱来看，他的目的达到了。 　　3. 实际上，法国妇女中每年有80万-100万人次堕胎 　　1970年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请西蒙·波娃就即将供议会审议的新的堕胎法案发表演说。他们觉得议会对这一法案过于冷淡，因此想发起一场争取自由堕胎的运动。而他们认为，使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办法是，让一批知名或不知名的妇女公开申明自己做过堕胎。早在20年前写作《第二性》一书时，她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堕胎的压制，并且描述了这种压制引起的悲惨后果。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在《343人宣言》上签了名--这些妇女都承认作过非法流产，而现在则请求蓬皮杜政府对她们提出起诉。政府支支吾吾地踌躇了一阵子以后，决定不这么做。 　　实际上，法国妇女每年有80万到100万人次堕胎，反对限制堕胎的目的是允许她们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下做这种手术。避孕当然更好。但当时法国只有百分之七的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手段，避孕方法尚未广为人知和广为实施。对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来说，堕胎是惟一途径。 　　11月20日这一天，世界各地都将举行女权主义游行。西蒙·波娃则欣然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横穿巴黎全城的游行，口号是拥护母权自由，拥护节制生育，拥护堕胎。在清洌的蓝天下，气氛显得异常活跃和欢乐。 　　4. 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在使妇女“非殖民化” 　　西蒙·波娃认为，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是使妇女“非殖民化”。她注视着一大批美国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并与女权运动的斗士们通信。她们把《第二性》当成妇女运动的“圣经”，在那里，它的平装本已售出了77万册。没有哪个女权主义者怀疑“女子由文化塑造而成，而不是由生物因素决定”这一论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谈到妇女状况时西蒙·波娃说：“它取决于世界上劳动的未来；只有在生产领域发生了一次激变之后，它才会改观。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让自己为女性主义所束缚。”尔后，她在反思如何使女性“非殖民化”时说，过去总认为阶级斗争应该被摆在两性间斗争的前面；后来才发现，应该同时开展这两种斗争。 　　西蒙·波娃还写道：出于对男性的憎恶，有些妇女否定了所有为男子所肯定的价值观，拒绝一切她们所谓的“男子模式”。这种观点无疑是偏颇的。因为她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专属女子的品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有女性特质的存在，亦即承认了由男子捏造，用于把妇女禁锢在被压迫状态中的神话。对妇女们来说，她们的问题不在于宣称自己是女性，而是要成为完善的人。因而，拒绝“男子模式”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有些女权主义者以实验室中得出的实验结果为依据，认为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获得性快感，进而认定弗洛伊德讲女人感受性快感必须有男人帮助乃无稽之谈。西蒙·波娃认为，弗洛伊德受两性关系上的宗法观念驱使，实际上否认妇女应享有性的自主权，并把她们置于男性的支配之下，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性交不仅仅是两个生殖器的摩擦，也不仅仅是两个肉体的交接，而是两个人的结合。性欲高潮乃是‘心理--肉体现象’这个词的极致含义”。 　　她也不敢苟同“每次性交都是一次强奸”的观点。回想起当初写《第二性》时，曾认为“第一次戳入总是一次强奸”，后来才觉得这种认识实在不足取。事实上，两相情愿的交媾现象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把性交与强奸混为一谈，意味着落入一切男性神话的窠臼之中了。 　　接着，西蒙·波娃被卷进了与男女平等主义的争吵之中。一批充满愤怒、痛苦、冷嘲和焦虑重重的书自美国寄来。《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前来巴黎，向西蒙·波娃这位“更博学、更年长”的人作了一次私人拜访，试图让西蒙·波娃分担她本人对妇女运动正在进入死胡同的内心忧虑。最后，她失望地走了，她觉得西蒙·波娃既疏远又冷漠，尽说一些时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否认杰出人物统治论，并且抽象地拔高普通的“工人阶级”妇女。 　　西蒙·波娃确实是在借故推托。 　　为庆祝《第二性》出版25周年，《弓》准备出版一期西蒙·波娃专辑。为了这期专辑，西蒙·波娃就妇女问题采访了萨特。西蒙·波娃说，在萨特的著作中，有“男性至上”的痕迹。她使他承认，在说到利用妇女时，他并不完全是无辜的。可是西蒙·波娃又说，萨特始终认为她和他是平等的。 　　这件事使他感到奇怪。莫非在轮到其他妇女时，这反倒是不可思议地增强了他的男子气概？ 　　西蒙·波娃说，虽然萨特认可了《第二性》，但这本书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她也一样。“当时我们具有同样的态度，”她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导致妇女解放。” 　　5. 愈到晚年，他俩愈发热衷政治 　　总之，愈到晚年，西蒙·波娃也好，萨特也好，都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1969年4月，她与萨特、科莱特·奥德里、玛格丽特·杜拉等人签署声明，支持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人物出面参加共和国总统竞选。 　　1970年1月，与萨特等左派人士签署文件，强烈谴责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发生数万人被杀害的惨剧。 　　1970年9月，出任左派报纸《国际白痴》社社长。 　　1970年12月，积极奔走活动，反对开除怀孕女学生的作法，认为社会是惟一的罪人。并同萨特一起赶赴朗斯，组织“人民法庭”，谴责煤矿老板唯利是图，草菅人命。 　　1971年1月，为支持言论自由，替《我控诉》报就一次工伤事故写报道，态度越来越激进。 　　1971年9月，因承担《国际白痴》报社长职务期间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被指控犯了诽谤警察罪（5个月以前，她因不满于该报的工作，已辞去社长职务）。 　　1972年2月，前往雷诺工厂为解雇的左翼工人辩护。 　　1972年6月，与吉泽尔·哈里米、克里斯蒂安娜·罗什福尔等人创建女权组织“抉择协会”，并被推选为该协会主席。 　　1974年，创立抗议日常性别歧视的妇女权利同盟，并在《现代》上发表妇女专号“固执的妇女”。 　　1975年，为玛丽安娜·阿尔纳和佩波·昂热摄制的新闻报道短片《老人的散步》写作解说词，为老人权利呼吁；鉴于其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人权而斗争，是年1月获耶路撒冷奖。 　　3年后，即1978年，鉴于她对欧洲文学的贡献，荣获奥地利国家奖；法国文化界开始拍摄记述她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影片。 第二十一章　　别了，萨特 　　1. 他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萨 　　萨特双目失明了。 　　他总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引起的心脏病复发和高血压持续不降，使得左眼急性出血。3岁时他的右眼便失去了功能，如今另一只好眼睛已无法辨别物体和面孔，也无法看清自己所写的东西了。经眼科专家们诊断，萨特眼睛的状况已无法逆转。 　　理应十分沮丧的萨特，看去却不怎么感到悲哀。只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的作品反反复复修改乃至重写了。现在，西蒙·波娃给他念东西时，他只能作些最简单的口头修改。 　　西蒙·波娃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她患有剧烈的关节疼痛症，并开始服用激素药品可的松，引起了面部组织肥胖，好在这药有效地消除了病痛。 　　为安慰萨特，阿莱特也常来和萨特作伴。在萨特失明前的一些晚上；萨特和他的这位养女--萨特曾通过法律程序正式收养了这位女儿--一同演奏音乐，萨特弹的是一架竖式钢琴，阿莱特带来她在师范学院时的小提琴。现在，萨特失明了，阿莱特隔天来待上几个小时，给他念东西，陪他说说话儿。朋友们说，萨特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 　　十分遗憾的是，萨特再也看不到《为什么要有以色列？》这部影片了。这部历时3个多小时的影片，由朗兹曼编写、构思和导演，西蒙·波娃作为监制人之一，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以之间的10月战争，以色列打了胜仗，这使犹太人失去了作为受害人的传统形象。西蒙·波娃哀叹以色列竟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过，她也不赞成巴勒斯坦人以摧毁以色列为目标的作法。 　　失明后的萨特，只好放弃了《家庭白痴》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写作。放弃福楼拜是痛苦的，评论界就已经问世的几卷作出了评价，认为“这是一部能够获得成功的著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动态作品，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令人激动、令人兴奋的效果。”可是，无所事事是萨特无法接受的。他和西蒙·波娃开始了一系列的“自传谈话”，两人之间摆一台录音机，有关的话题触动着他们的思绪。这样的日子，因此变得丰富而有趣。 　　萨特一生接受过不计其数的采访。他的谈吐生动、活跃、风趣，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 　　此时萨特年近七十，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这次谈话比以前更见坦率、直白，无任何掩饰，出入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有西蒙·波娃同他对话。萨特曾由衷地认定，西蒙·波娃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在与他同等的水平线上，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加之他们是在一起生活数十年的终身伴侣，因了她对过去生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的不足；而且，得益于她的适时启发、引导和提示，萨特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使他的思想得以充分表达。正如《向萨特告别》一书的译者黄忠晶在序言中所评价的： 　　“他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经西蒙·波娃听录音机整理出来的这部长篇谈话，分“文学和哲学”、“阅读与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与平等”、“骄傲”、“他人--同男人的关系”、“他人--同女人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与自由”、“时间”、“一生”、“死亡与上帝”等部分。西蒙·波娃在“前言”中写道： 　　这些谈话是1974年夏秋时节先在罗马然后在巴黎进行的。有时萨特感到疲劳，问题回答得不很好；有时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够灵活，没有提到要点上。我删去了一些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些谈话是按照主题整理的，同时它们又多少保持了时间的顺序。我想让这些谈话有一个适合阅读的形式--大家知道，按照录音记下来的东西同完全是写出来的东西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我并不想用文学语言来修饰它们--我想保留它们那种出于自然的色彩。在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到一些散漫无章的段落，一些停滞不前的地方；在其中还可以找到重复甚至矛盾的话语。如果改动这些地方，我怕会歪曲萨特的原意，会让那些含义微妙之处消失殆尽。关于萨特本人这些谈话似乎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但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萨特曲折的思想历程，听到他那活生生的声音。 　　由于这部长篇对话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和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这就大大增加了对一个人的平和性和可理解性，使人们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有了一个真切和立体的了解。“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自然，西蒙·波娃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 《萨特其人》活生生再现了萨特 　　由阿斯特律克和孔塔拍摄的纪录影片《萨特其人》，终于在1976年10月发行了。 　　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是在1972年2月至3月拍摄的。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该影片的摄制曾中辍3年之久，此后于1975年秋和1976年冬完成了拍摄和剪辑。影片于1976年5月27日首映于嘎纳音乐节，曾因观众拥挤非常而采取了专场放映的形式。影片之所以如此受到观众欢迎，是因为《萨特其人》具有诙谐的透明度，活生生再现了一个极其坦率和富有吸引力的萨特，在追溯他的生活和人生旅程时，既不回避他的惊讶困惑、疑虑踌躇，又反映了他的不避艰难、孜孜以求。 　　西蒙·波娃对影片做了满怀深情的修改。 　　戈兹、普隆和博斯特则充当了和蔼可亲的顾问，常常倾注心血地对影片提出建议。 　　几十年风尘在眼前席卷而过…… 　　银幕上，萨特坐在拉斯帕伊大街222号的工作室里，一面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一面用他那尽人皆知的生硬刺耳的声音叙述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叙说他对偶然性和他自己容貌丑陋的发现--在70岁的萨特的心目中，这两者似乎联系在一起的--A·马德森这样写道。萨特娓娓叙述着他与尼赞的友谊，他与西蒙·波娃的结识，勒阿弗尔的令人恶心的岁月，1940年的战俘营，战后的存在主义声名和与共产党人的论争，以及通过剪辑新闻短片再现他出席自己的剧本的首演式，他访问古巴以及1968年与西蒙·波娃在街头兜售革命报纸时被送上警车的画面。 　　再过一年，便是萨特和西蒙·波娃结识50周年了。西蒙·波娃深情地说：“自从我21岁以来，我从未孤独过。”萨特回首往事，亦充满欣慰地认为是个美好的人生。“我看不出我能对生活有什么指责，它把我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同时，它又使我明白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萨特其人》中既有西蒙·波娃作为剧中人的直接参与，也有关于这一对心心相印的伴侣关系的生动描绘： 　　康塔特：（对萨特和西蒙·波娃），在你们的工作中，在你们的写作中，你们是怎样互相帮助的？ 　　西蒙·波娃：我们的基本作法是互相阅读和评论对方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在我发表作品前，我总是先把原稿拿给萨特看。萨特也很少在未经我先看原稿之前发表他的作品，我们互相阅读我们正在写作的作品，然后一起对它进行讨论。我们之间的相互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即使我们起初会抵制对方的批评，但在最后我们总是考虑对方的意见。我们也讨论其他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些著作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样做使我们感受一致并得到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看法。萨特或者我经常顽强地捍卫各自原初的见解，但在最后我们又都很少互不让步。 　　萨特：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是对的，因为实际上那恰好就是福楼拜所要求的：一个能把自己置于作家思想的中心位置的批评家。那就是我们相互之间所做到的了。我们各自了解对方的意向，知道各自想说些什么或者我们想证明些什么。因此，我们能在相互了解的范围内互相批评，把我们自己置于对方思想的中心位置…… 　　阿斯特鲁克：在你们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吗？ 　　萨特：曾经？任何时候都是如此！（笑） 　　博斯特：我可以证实这一点。我听到过一些相当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有歇斯底里的尖叫。 　　西蒙·波娃：有时，我们的争执是这样的高声大气，以至于博斯特--我们用餐的同伴--来到门口，听到这样的尖叫后，会不按铃，蹑手蹑脚地走开，说：“待事情平静下来后，我再回来吧。”事实是，在声调上的争论比实际上的争论要激烈些。 　　萨特：那可能是真的，但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能够洞察你的作品，现在我知道了你的全部诡计，从你的第一本书开始，你就一直在说谎……”（笑） 　　西蒙·波娃：不，我从未说你撒谎。我所说的是，我能明白你的方法，你的技巧。因为，从《可尊敬的妓女》的最初版本看，它实际上是非常粗劣的，你花了三天时间改写了它，它才比较地好些了。但实际上，我们相互之间有时是非常严峻的。康塔特：萨特，你曾公开宣布说，一般说来，你宁可要女伙伴而不要男朋友，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萨特：首先，有生理的原因。当然丑陋的女人是有的，而我喜欢那些生得俏丽的。其次因为她们是受压迫的。因此，她们用行话使你厌烦的事很少，她们倾向于使她们的谈吐处于较高水平的感受上。那意味着你可以与一个女人一起在咖啡馆的阳台上进行一番谈话，谈论由此经过的人们。今天女人的感受性比男人更有趣。在我看来，男人的感受性缺乏技巧，他们是由政治和一些道德原则所构成的。男人是习惯的生物。你知道拉坎曾经常说：“男人是滑稽可笑的。” 　　啊，我认为我们都是滑稽可笑的，女人则不然。 　　高茨：你知道，或者你是否有机会对此花过些时间，一般说来，人们称之为“得到了解放的妓女”是什么样的女人吗？美国就充满了她们。 　　萨特：听着，我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西蒙·波娃，但在我看来，她好像就够解放了。（笑） 　　高茨：但你和西蒙·波娃并非经常坐在咖啡馆的阳台上--我猜想--注视着世界的变迁，或对过往者评头品足。 　　萨特：噢，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经常这样做。 　　我们马上就要去共进午餐，我们会注视着过往者并对他们评头品足。5年来， 　　我们一直这样做。 　　管豹窥斑。通过援引这一段文字，人们就完全可以感受和领略到这一对备受尊敬的伴侣，在朝夕与共、风雨同舟的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是如何地热爱生活，热爱真理，热爱事业--包括热爱对方的事业。他们鄙弃没有生气的平静，向往并营造着诤友的气氛，并一直站在等高线上进行心灵对话。他们的著作既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成果，也无疑掺和着对方的智慧与心血。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议论不休的一对心心相印的孪生儿，作为众说纷坛的一对水乳交融的先行者，西蒙·波娃与萨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人物。 　　3. 永别了，萨特 　　西蒙·波娃在《与萨特告别》中对萨特临终前的情形作了翔实的回忆： 　　医生告诉我，由于他肾脏的血流量减少了，它们已不再起应有的作用，因而萨特虽然能排尿，但已不能排出尿素，为了挽救一个肾，有必要动一次手术，可他已无能承受手术。 　　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并不感到痛苦。……他睡得很多，但在与我说话时，他的头脑仍很清醒。有时几乎让人觉得，他对恢复健康抱有希望。在他病重的最后几天，普隆前来探望他，萨特要他倒一杯水，并且高兴地说：“下次我们将一起喝酒，那将是在我的住所喝，喝的将是威士忌！”可是，第二天，他问我： 　　“我们如何筹划丧葬开支呢？”我当然对这话题表示反对，并把话题岔到了医院的费用上，我要他放心，社会保障机构会照管这件事。然而，我看得出，他已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但这并没有使他不知所措。……他闭着眼睛抱住我的腰，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月14日，当我走进他的病房时，他睡着了。醒过来后，他没有睁开眼睛，说了几句话，随后向我撅起嘴唇。我吻了他的嘴和他的脸颊。他又睡着了。这些话和这些动作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它们显然与他不久于 　　人世有关。…… 　　4月15日，星期二早晨，当我照例打电话问萨特是否睡得好时，护士回答说：“是的，但……”我立即赶到医院。他睡着了，呼吸十分沉重；他显然已昏迷过去，而且从昨晚以来一直如此。我在病房里留了几小时，守护着他。6点左右，我与阿莱特换了班，要求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就打电话。9点，电话铃响了起来，她说：“完了！”我与西尔维一起来到医院，他看上去就跟原先一样，只是他不再呼吸了。……我找了一个机会，要求能单独留在萨特身边。在我作出准备钻进被单躺在他身边的举动时，一个护士阻止了我。“不行。当心……坏疽。”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褥疮的真正实质。我就躺在被单上面睡了片刻。5点，几个男护士走了进来。他们把一幅床单和一种套子盖在萨特身上，把他运走了。 　　萨特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不论是什么国度、不论是什么党派、不论是政治界、哲学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人们都不能不关注这一噩耗，而感到若有所失。当这个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的文化巨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不再发出他那常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才更加深切地感到了他的失去了的分量。他在思想界留下来的一段空白，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够填补的。中国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充满深情地写道，萨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不断开拓、不断劳作的一生。对于一个从3岁起就瞎了一只眼睛的人来说，要完成并留下50卷左右的浩瀚汪洋的著作，该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他是哲学家，师承海德格尔的学说，但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那位德国的先行者，而成为存在主义哲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论若干问题》，已成为20世纪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材料。他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和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公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得心应手的体裁是戏剧，其成就更高于他的小说。他一生为数不多的9个剧本，如《苍蝇》、《间隔》等，在法国戏剧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著有《什么是文学》和3部著名的文学评传： 　　《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他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集《境况种种》有10卷之多，其中除了关于法国文学、欧美文学的评论和文艺理论著作外，还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斗争的回顾，对殖民主义的抨击，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几乎可以说，萨特在精神文化、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中，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仅仅只在其中一个领域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就是十分不容易了，何况是在这样多方面的领域里呢。 　　无疑，这是一个文化巨人的标志。 　　萨特的影响不仅遍及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而且达到了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不同观点的人们对他自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回顾人类20世纪思想发展的道路时，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路上的一个高耸着的里程碑。很难想象，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思想史和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葬礼定在星期六举行。 　　吉斯卡·德斯坦总统传出消息说，他知道萨特不会希望国葬，但他愿意支付全部费用。西蒙·波娃他们谢绝了。总统便坚持要向萨特遗体告别。 　　萨特生前就多次跟西蒙·波娃说过，他不希望埋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的母亲和继父中间；他希望火化。遵从他生前的愿望，便决定暂时把他埋在蒙帕纳斯墓地，然后将把他从那儿运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他的骨灰将送回蒙帕纳斯墓地，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穴中。 　　灵车在缓缓前行。西蒙·波娃和西尔维、她妹妹普佩特以及阿莱特守护在灵车上，一辆盖满鲜花和花圈的汽车在前面开路。一辆载着那些年迈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的小型公共汽车后面，跟着5万人的巨大人流，其中多数是青年。《现代》杂志的一些朋友在灵车后面组成一道屏障，在他们的周围，不相识的人们自发地手拉着手，形成一串锁链。人们带着深切的哀悼之情，一路上秩序井然。朗兹曼说：“这是1968年‘五月事件’示威的尾声。” 　　“至于我，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服下的安定药使我多少有点麻木，而且，由于我决心不倒下去，因此我的神经十分紧张。我暗自说，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可惜他对此不会有所感知了。当我走出灵车时，灵柩已经寄放在墓穴底部。我要了一张椅子，坐在尚未合上的墓穴边上，我的内心一片空白。我看到了爬在墙头、爬在墓堆上的人，眼前仿佛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星期三上午，在拉雪兹神甫公墓，萨特的遗体火化了，骨灰被送回蒙帕纳斯墓地。每天都有不知名的手，把一小束一小束鲜花放在他的坟墓上。“他的死真的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也不能使我们重新相聚。事情就是如此。我们能够融洽地生活得如此长久，这本身已足以使人满意”。 　　永别了，萨特！ 　　萨特，永别了…… 第二十二章　　含笑退场 　　1982年，即萨特逝世的第二年，《告别萨特》出版。这是西蒙·波娃的封笔之作。 　　本来，1972年《清算已毕》出版后，她就说自己不再写小说、剧本、评论之类，准备结束自己的写作生涯了。萨特逝世后，那一缕深切的思念之情令她每每不能自己，于是她饱蘸着无尽的情思，写下了最后这一部传世之作。该书被评论界视为萨特逝世后出版的关于萨特的最有价值的书。 　　《告别萨特》由10年回忆录和同萨特的长篇谈话两部分组成。在回忆录部分里，西蒙·波娃逐年逐月记述了萨特最后10年的生活情况，他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写作，他的旅行，他同女人的交往，他的病情以及与病魔和命运的抗争……10年同时也辐射着萨特的整个一生。 　　由萨特所作的口述自传，对自己一生进行了总体回顾，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份遗嘱和交代，是难得的第一手传记材料。 　　正如一位法国文学专家所说，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西蒙·波娃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她的4部自传体回忆录和这本《告别萨特》，其规模之巨、篇幅之大，迄今仍无人出其之右。这不仅仅是一个在此领域中有多大的写作规划，笔耕劳动有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回忆素材有多大的储藏量以及这些素材具有多少社会价值的问题。写回忆录，首先要有可供回忆、值得回忆并为世人感兴趣的生活经历。在这方面，西蒙·波娃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她具有写回忆录的充分而为社会广泛承认的自我价值。身处于被称为“世界中心”的巴黎，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两个人。她与萨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而与她结为一体的这个人，既是法国20世纪文学中一个第一流的大作家，又是标志着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中一特定阶段的里程碑。半个多世纪里，她与萨特参加了那样多的世界性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从4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到50年代到60年代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反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成为法共的同路人等等；此外，他们还在世界上作了那么多的旅行，足迹遍布了欧洲各国、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中国、日本……与之交往的不仅有同时代思想文化界几乎所有的精英，而且也有周围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普通人物。所以，当她在后期投入主要精力把这一切记述下来之后，卷帙浩繁的几大卷回忆录就以“色彩缤纷的宏大景观，万钟齐鸣的协奏声势，百川汇合的浩荡气派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几乎成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法国以至欧洲的一部大事记、编年史，一幅视野广阔的世界图景。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找出欧洲20世纪中期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对社会主义思潮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得到若干启发与思考；对社会风气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拾获某些生动的画面与情节；对西蒙·波娃和萨特本身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体味和触摸到这一对终身伴侣的有血有肉的鲜明个性和不同丰采。 　　西蒙·波娃一生中的主要著作，由8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集、8部理论著作、7部散文作品、7种回忆录与自传组成。其中最具影响与代表性的，要数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代名流》、被称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和鸿篇巨制、卷帙浩繁的回忆录了。 　　《告别萨特》出版后的第5年，即1986年，78岁的西蒙·波娃与世长辞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称她是“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她所留下的在整个法兰西民族文化史上亦堪具分量的精神遗产，使她得以不朽者身份进入自己的历史座席。 　　她身上缀满了色彩缤纷的称号： 　　存在主义思想家与文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驱； 　　骇世惊俗的才女； 　　激进的左派人士； 　　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 　　萨特的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终身伴侣与战友； 　　契约式爱情的发明者之一； 　　…… 　　作为一个反抗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西蒙·波娃在男性上帝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在只有少数杰出男性才能问津的精神文化创造领域里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足以令世人瞩目，历史永铭。而在性爱关系上，她那大胆向传统挑战的鲜明个性中，更注入了一种骇世惊俗的成分。 　　所有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西蒙·波娃在有限的生命中，凭着她丰富的著作、她著作中所表述的独到而深刻的思想，以及她在与萨特的特殊关系中所展露的鲜活的个性，创造出了生命的永恒。 　　那个在孩提时代喜欢幻想，喜欢去祖父的乡下庄园度过夏天，出于爱国热情将妹妹的一个德国造的塑胶娃娃踏成碎片，稍大后偷偷阅读性描写读物的西蒙·波娃仍在； 　　那个在少女时代把“当一个名作家”的誓言写到同学的留言簿上，企盼自己是作为英雄的伴侣而生，在一次次涉足不良场所的冒险中品尝畅快或害怕的西蒙·波娃仍在； 　　那个在青年时代与萨特缔结契约式爱情，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不想让家庭制约，双方在心心相印的同时不排除与别人有邂逅艳遇，而事实上不乏猜忌、妒嫉和落寞的西蒙·波娃仍在； 　　那个因出版《第二性》而被咒为“性贪婪、性冷淡、淫妇、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恋者、流产百次的女人、偷偷当母亲的女人”，而当事人却在一片臭骂声中自得其乐--“一种成功的乐趣，一种突破了传统女性状态的乐趣，与男性上帝平起平坐的乐趣，一种高踞于精神领域之巅峰、眼见脚下一片鼓噪的乐趣，一种自我实现了的乐趣，一个确认了自己力量的乐趣”的西蒙·波娃仍在； 　　那个酷爱旅行，酷爱读书，酷爱写作，酷爱生活，酷爱正义和自由的“具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始终具有深深吸引着萨特的漂亮面容的西蒙·波娃仍在…… 　　与其说她已安详地辞世，不如说她是含笑地退场。一个警句将不时如风铃般响过岁月的殿宇与云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 附录: 西蒙·波娃著作一览表 　　1943年《女宾客》（小说）。 　　1944年《庇吕斯与西奈阿斯》（论著）。 　　1945年《论人》（散文）。《吃闲饭的嘴》（戏剧）。《他人的血》（小说）。 　　1946年《人都是会死的》（小说）。 　　1947年《论暧昧的道德》（论著）。 　　1948年《美国纪行》（散文）。《存在主义与国家智慧》（论著）。 　　1949年《第二性》（论著，共2册）。 　　1954年《一代名流》（小说）。 　　1955年《特权》（论著）。 　　1956年《得过且过的美国》（散文）。 　　1957年《长征》（散文）。 　　1958年《闺阁淑女》（自传第一部）。 　　1960年《盛年》（自传第二部）。 　　1962年《杰蜜拉，早晨近矣！》（与人合著）。 　　1964年《时势的力量》（自传第三部）。《安详的辞世》（散文）。 　　1966年《好形象》（小说）。 　　1967年《被毁的女人》（小说）。 　　1970年《老年》（论著）。 　　1972年《清算已毕》（自传第四部）。 　　1980年《精神的优势》（小说）。 　　1982年《告别萨特》（回忆录）。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